文学与人生——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文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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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人生

——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文学讲座

　主 办：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时 间：2013年6月26日下午

　地 点：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图书馆三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张天晓(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博士、教授)、刘建民(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

　主讲人：刘克邦(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天晓：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精通财政、会计专业理论与实践，在文学上很有造诣的一位领导，叫刘克邦，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他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文学与人生》。我跟出招贴广告的老师商量，能不能叫《人生与文学》，先有人生才有文学嘛，对吗?为什么这么提，现在我就介绍一下刘厅长。刘克邦把对生活的感恩形诸于文字，人朴文简谓真美，这句话是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先生为他的散文集《自然抵达》写的序的标题。这本书大家有没有?(同学们齐声回答：没有!)没有?每人上来拿一本，先拿一本再说，由我们克邦厅长签名送的书。

　(全场轰动，300多位同学纷纷离座，走上台前，十分高兴地拿到了一本《自然抵达》)

　张天晓：刘厅长到目前为止，一共发表文学、财经文章240多篇，101万多字，出版文学、财经著作7部，141万多字。其中在《理论与创作》《文学界》《芙蓉》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22篇，38万字，出版散文集《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自然抵达》3部。曾获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湖南省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财政部“薪火相传、开拓创新”主题征文一等奖、“庆祝建党90周年”征文一等奖，中国作家杂志社金秋笔会征文一等奖，中国财政杂志社“我与财税改革30周年”征文一等奖，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湖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行动委员会“锦绣潇湘民族情”征文一等奖。在《财政》《市场经济论坛》《预算会计研究通讯》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财经理论文章125篇，63万字，出版财经专著《财政预算收支检查》《财政监督探索与实践》《商贸财务管理与改革》《财政投资、支付与管理中的思考》4部，82万字。

　我在读刘厅长的《自然抵达》的时候，深有感触。他把一生的经历、坎坷，和自己的奋斗，与自己的爱好结合在一起。专业干得好，文学也做得好。怎么来评价刘厅长的文学境界呢?这里，还是以龚曙光先生为《自然抵达》一书作序的最后一段，来描述和归纳克邦厅长的文学境界：人至朴则真，文至简则美。刘克邦清平、宁静的文字，恰如一掬温润的泉水，清澈而蕴藉。简洁到无饰，但风姿绰约;质朴到无伪，却生命充盈;真挚到无间，而哲思深远。

　那么这个境界怎么来证明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克邦厅长给大家介绍。

　刘克邦：今天，十分荣幸与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面对面交流。事前张书记和刘校长几次邀请，要求我到这里来开个文学方面的讲座，我诚惶诚恐，迟迟不敢应允。几个原因：一个是自己的底子薄;第二个是要谈文学，确实有点跨得太远了，我纯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已;第三个原因确是工作忙，时间太紧，无法准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打好腹稿。一般讲座，肯定是要准备好PPT的，但是我今天没有，直到中午时都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讲，有可能会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实在抱歉，也感到惭愧。

　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我从事财政工作已经有33年。我也是湖南省财会学校毕业的，虽然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没有承认我是校友，实际上我也是。只不过当时的省财会学校已升格为湖南财经学院，并入现在的湖南大学。另外成立的省财会学校，即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前身。我是78级的，是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后的第二年入的学，与财经结了缘，成了一名幸运者。可以说，没有1978年，就没有我的今天，也没有我在财经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更没有我在文学领域里的这份情结和收获。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如果要我谈财政或者是谈会计，会更熟悉更有条理些;但是，要我谈文学，可能会令老师和同学们失望，要请大家谅解。湖南日报曾经对我进行过专访，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今天我带来了一部分报纸，供大家了解参考。我有两个家乡，一个是我的祖藉，并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湘潭，湘潭日报对我进行了专访;另一个是我的出生地怀化，在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怀化日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天南地北怀化人”，前不久也对我进行了一次专访。记者们在采访我时，总问我一个问题：刘总，你搞财政经济工作的，又没有读过多少书，与数字打交道，怎么跟文学这么密切?还有这么高的造诣，或者说有这么多的收获?能在文学上获得大家的认可?一时间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是好。刚才张书记介绍的时候，也列举了我的一些成绩和成果，我平时总结得少，听张书记一罗列起来，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和兴奋。

　时代的原因，我确实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进过中学，小学毕业就失学了。在文革时期，他们说经历苦难，我说不能用“苦难”这两个字，太重了，但我的童年和少年确实很艰苦很艰难。

　我能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会员中占有一席，这确实不容易。大家知道，“毛泽东文学奖”是湖南省文学的最高奖，3年一届，有7个门类，每个门类只评出1部作品，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中唯一的散文奖授予了我，我十分惊喜和荣幸。毛泽东文学奖要求极高，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的散文奖就出现“空缺”。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评选时，我不敢参加，但很多朋友鼓励我，说我的散文真实、纯朴，富有情感，能够反映生活的底蕴，崇尚真善美，很能感动人，应该去检验一下。初评结果出来，我的散文集《金秋的礼物》成为进入终评的4部散文集之一。公示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怎么会有我的份?同学们可能不了解，另外3部入围作品的作者，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都是湖南散文创作领域里的佼佼者，他们的散文都写得非常精彩，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读读他们的作品。记得终评时，16个评委，都是湖南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造诣最高的专家，经过紧张认真的阅评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有12个评委把票投给了我。按照评审规则，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散文奖授予了我。

　很多朋友、同事，听说我获了毛泽东文学奖，都不理解，问我是怎么拿的奖?想来想去，我也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尤其是记者询问，要见报，我必须回答，还真是难为我了。今天中午，我在想下午的讲座安排有与同学们交流的环节，同学们也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的讲座，干脆就围绕回答这个问题来进行，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我把它叫做“文学是人生的写照”

　湖南这块土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源远流长，极为深厚。我生于斯，长于斯，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特定的原因，少年的我缺少学习机会，缺少文学营养，就像一只被隔绝在岸上的水鸭子，不能下水，可我千方百计想下水;又像一株旱地里的禾苗，得不到雨水的滋润，可我千方百计想汲取雨水，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亲近文学的冲动。这样，一方面有着湖南乡土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和吸引，另一方面有一从少年、到青年以至中年日夜翘盼求之若渴对文化的礼敬和执著，感动上帝，天赐良缘，幸运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必须说明，我的成就还得益于我的家庭。我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亲都是捏金钥匙的人，他们一辈子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业。父亲原籍湘乡，解放初期，正是血气方刚、激情四射的年龄，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支援湘西的教育事业，走进雪峰山脉，扎根于原来叫黔阳县(今洪江市)的一所中学教书。我母亲则是地地道道的黔阳人，解放前，并不富裕的外婆家省吃俭用供她读书，通过勤奋学习，她考上了当时湖南省享有盛名的芷江简立师范，毕业后乡情不改，毅然回到家乡，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小学里当起了老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我母亲简直就是山窝窝里飞出的一只金凤凰，受到了父老乡亲的啧啧称赞和普遍尊敬。现在的同学们都很幸福，大多数能考上大学，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但在那个年代，要读个中专都是很难很难的事，如果能考上大学那更不得了，成千上万的人羡慕已极。同为教师的父亲和母亲，工作上的原因走到了一起。就这样，我在母亲执教的那所僻静而简陋的乡村小学出生了。我2岁，也就是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每个单位都号召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学校也一样，号召老师向校长提意见。我父亲是直爽人，也是个性急之人，他眼睛里向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因此就毫无顾忌也毫不留情地向校长提了一大堆意见。他提了意见后，做梦也不会想到，厄运在悄悄地逼近。1958年，“反右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并加大了对“右派分子”的打击，每个单位都下达了划定“右派”的指标。父亲“激进”的意见，触动了学校领导的神经，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理所当然地扣到父亲的头上。理由冠冕堂皇：党委代表党，学校领导是党委派的，向学校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对领导，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革命。更惨的是，父亲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加上“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开除出教师队伍。就这样，我与母亲在一所偏避的乡村小学里相依为命，开始了最艰难地生活。我小小年纪，无人看护，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每天上课都把我带进教室，搬个小凳子，让我坐在讲台下静静地听她讲课。久而久之，我也听懂了许多内容。我5岁那年，学区在暑假期间组织老师支农插秧，为了安置老师们的孩子，就办了一个补习班让孩子们学习。我在这个补习班里学习了一个月，把一年级要学的课程全部掌握。就这样，到新学期开学时，我就报名直接上了二年级，成了班上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的学生，并有幸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前排，享受最好的位置来听课。我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在母亲教书的初级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又被保送到公社双溪完小读高小。两年后，我高小毕业，这时，我母亲因为积忧成疾，骤然倒下，并离我而去。我痛失母亲，孤苦伶仃，茫然不知所措。在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刑满释放后远在湘乡农村的父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获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当他匆匆赶来时，母亲坟头早已荒草萋萋。父亲痛哭一场后，把我带到了湘乡农村。

　那年，我刚满10岁。

　到了湘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没有书读，是十分痛苦的。看着比我还高出一个头的孩子，每天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去上学，而我却要扛起锄头挑着箢箕去干活，那种难受的心情是别人无法体会得到的。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地跑到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号啕大哭一场，恨天恨地恨这个世道太不公平。父亲政治地位低下，生活十分艰难。在生产队里，男人是主要劳动力，出一天工记10分工，妇女则打个折扣，出一天工记7分工，年终结算，每户按总工分来分粮。父亲一直是教师，在监狱里又得了风湿病，干不了重体力活，也下不得水田，出一天工只有6分工，比妇女都不如。挣得的工分少，分得的粮食就少，最难熬的是每年“双抢”时期，新谷刚刚收割，湿漉漉地还堆在晒谷坪里，家里的米坛子早已见底了。每天扮禾插秧，起早摸黑，劳动强度大，不吃饭是不行的，只好米饭里添加南瓜省着点吃，慢慢地到后来一粒米也没有了，只好向左邻右舍去借。今天借东家，明天借西家，对付一天算一天，只盼着生产队里早点分新谷。在农村，牛是农民的宝贝，春夏两季的耕种没有牛是不行的。当时，生产队有一头牛，性子烈，不听人使唤，经常斗伤人，谁都不愿意看护这头牛。为了多挣工分，我主动要求看护这头牛。湘乡农村稻田多，山地少，如果撒手放牛，牛会踩踏庄稼啃吃青苗，必须人不离牛，手不离绳，牵着牛走动着让它吃草。我天不亮就出去，天黑了才回家，每天看牛十几个小时，硬是把一头瘦骨嶙峋的牛养得膘肥体壮神气十足。人虽辛苦一点，但牛养壮了，工分挣得多一些，社员们也都高兴，还是挺值得的。

　精神上压力，生活上的艰苦，始终没有消磨我读书学习的意志和毅力。越是没有书读，越是想读书，寻根觅缝地找书来读。向生产队里在上学的学生借书看，到附近学校里向老师求教，不顾劳累挑灯夜战自学课本，利用工余时间到县城书店看免费书。就这样，在别人热衷于“造反”“闹革命”的时候，我却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读书，读了大量新的旧的有用的没用的杂七杂八的书，大开了眼界，学到了很多东西。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不再论家庭出身谁都可以参加高考。听了广播后，我心里虽然没底，但还是麻起胆子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结果录取线为250分，我只考得230多分，落榜了。我知道，自己的底子太差，代数、几何、安培、焦耳、元素表、分子式等概念没有正儿八经地听老师讲授过，脑子里装的内容很多都是临时抱佛脚霸蛮灌进去的，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考个好成绩，考上好学校，还得加把劲，努把力才行。

　听人说，湘乡一中要办两个备考复习班，一个大学班，一个中专班，安排最好的老师，每晚为学生讲课解难。但进这两个班学习，均需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我兴奋极了，饭也顾不上吃，骑上一辆旧单车就往县城跑。到了一中报名处，老师问我要毕业证，我说没有，我不是一中毕业的。老师说他们的复习班只招本校历届毕业生，不是一中毕业的不收。那段时间，我像丢了魂似地天天骑着单车去一中，在报名处前走过来走过去，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一个接着一个兴致勃勃地报了名，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一个在湘乡一中教音乐的老师。他虽然与我扯起来有点沾亲带帮，但平常来往少，仅仅熟悉而已。他见了我，问我在这里干嘛?我说，我好想报名参加考试，进夜读复习班。他二话没说，就帮我去教导主任，找校长，前前后后找了好几个人，个个都摇头说不行，说我不是一中毕业的学生，任何人都不能开这个口子。报名的最后一天，我还是不甘心，抱着一丝希望又去了县一中，恳求音乐老师一定得帮我这个忙。他见我如此求学心切，想了想，说有一个不太光明正大的办法，可以去试一试。他跑到报名处，向负责报名的同事说，要借一个班的花名册去看一看。拿到这本花名册后，他指着花名册上面的班号，要我赶紧去报名，谎称就是这个班的毕业生。按他面授的机宜，我再次来到报名处。老师问，你是哪个班的?有毕业证吗?我说是多少班，毕业好多年了，毕业证也找不着了。他就到桌上那一堆花名册里去翻，左翻右翻，就是找不到那个班的花名册。我当然知道花名册在哪，心虽然有点虚，但还是努力镇定住自己，理由十足地说：“我是那个班的呢，老师放心啰，绝不会有假。”那老师见我信誓旦旦，一副极为真诚的神态，怎么看也不像撒谎，加上现场报名的人又很多，闹哄哄地急切地在等待着报名，他实在是忙得一塌糊涂，不想再费时间去找花名册了，就这样信以为真不假思索地给我报上了名。这位音乐老师在我迫切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帮助我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为改变命运创造了有利条件，是我人生中的难得的一位贵人。

　因为底子差，我不敢去考本科，只报了中专复习班。接下来的考试十分严格，完全按高考模式进行，500多名学生参加考试，取前50名，竞争很激烈。张榜公布录取结果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县一中。在一中传达室门口，只见一大堆人围着在看红榜，我挤了进去抬头一看，我的名字赫然在上，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骑着单车，哼着小调，竟忘乎所以，没能把握住自行车把，连人带车栽进水田中，落得个浑身上下全是泥。

　两个多月紧张而有序的夜校班复习辅导，对我的帮助很大，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在之前，我喜欢写日记，且坚持不断，将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点点滴滴记在日记里。在大队园艺场，一天夜深，我守西瓜换班回场部休息，经过老场长宿舍窗前，发现他顶着炎热不知疲倦地在灯下埋头工作，就将这感人的一幕记在日记本上。在复习班，语文老师布置作文，作文题叫《新时期的二三事》，我把这篇日记修改、完善、润色后交了上去，没想到语文老师对这篇作文大加赞赏，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

　1978年高考，第一场考试是语文，作文题叫《新长征的号角吹响以后……》这出题的内容不正与我在复习班写的那篇作文相吻合吗?我想都没有想，提起笔来就写，考试时间是三个小时，我不到一个小时就交卷了。记得当时我走出教室，监考老师和同场考生都一脸惊诧地望着我，认为我是交白卷放弃考试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金秋的礼物》，就把该篇作文收录其中。现在来看，虽然它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和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我仍然认为这不失为一篇好作文。

　第一门考试尤其是作文的顺利，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使得接着而来的考试得心应手一帆风顺。那个时候，物理和化学是合做一门考的，考试内容一部分是物理，一部分是化学，最后一道题则是综合物理化学知识应用题，占20分，内容复杂，拐了很多弯，解题难度大，有很多人做不出来。没想到，这道题的类型、内容竟与我们夜校班复习演练过的题目惊人地相似，只是里面的数据稍有不同，老师专门用一堂课讲解过这道题，可以说是稳拿了别人最难拿到的20分。你看我何其有幸?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极深，就是在考数学时筐了一小瓢，最后一道几何证明题，想了好久才想出来，刚要下笔写出证明步骤时，交卷铃响了，监考老师宣布考试时间结束，任何人都不许再作答了。我好懊恼，再有两分钟，我就可以把这道题的答案写出来。性急之下，也是鬼使神差，我竟在试卷上写上一句“可惜时间不够了”。各科考完后，很多人包括有经验的老师都跟我说，你玩完了，按考试规则，试卷上是不允许写任何跟答题没有关系的文字的，你在试卷上写上这多余的一句话，将会使你的这门成绩作废，你的整个考试也将前功尽弃。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事关自己前途命运时，竟做出如此低级的蠢事来。可惜啊，可惜!那段时间，我饭也吃不进，觉也睡不好，出工做事像丢了魂似的。苦恼之中，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寄给了县招生办，检讨我的愚昧无知，说明我并非作弊，请求原谅宽恕。一周，二周，三周过去了，一直没有回应，一个月又过完了，仍然杳无音信。我焦急万分，寝食难安，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如何。

　上天有眼，不负努力!那天我正在山上出工，邮递员骑着一部单车在山下高声呼喊，哪个是刘克邦?我应答后，邮递员说那你快下来接录取通知书。我压着狂跳的心，颤巍巍地签了字，接过封面印着“湖南省财会学校”的信函，眼泪刷刷刷地直往下流。这时，我父亲也尾随邮递员一路追上山来了……

　1980年，我从省财会学校毕业，到湘潭地区等工作分配。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只要考上中专或大学，毕了业国家都包分配。在我们之前毕业的77级，他们大都分配在省城和地区，我们78级则基本上要到县里去。那个时候，高考试卷存放在档案里，湘潭地区财税局的领导在翻看我的档案时，看到了那篇高考作文，十分欣赏我的文笔，于是要求地区人事局将我留在地区财税局。一篇作文，我又一次成为幸运儿，被分配到湘潭地区财税局这个较好的平台上工作。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可能面临好的机遇，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成为幸运之人，还要看你有没有准备?是不是勤奋、执着?是否具备了抓住机遇领受机遇化机遇为幸运的条件和本领?那篇生活中的日记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和人生的命运，引领我走向一条平坦、宽阔和阳光的人生大道。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如果我没有坚持不断写日记的习惯，就不会记下那个深夜感人的场景;如果没有那一篇很有生活画面感的日记，就不会在补习班写出那篇出彩的作文，更不会得到老师的欣赏和指导，使这篇文章更上了一个层次;如果没有这篇范文做基础，我的高考作文就有可能降低水平，高考成绩就有可能下降档次，录取我的就可能是另外一所学校，甚至落榜;如果没有那篇打动人心的高考作文，中专毕业分配时我就不会留在湘潭地区财税局，为今后的成长进步赢得到一个施展才干创造佳绩好的平台。这一连串的如果，是客观发展的必然，也是主观努力的结果，幸运注定是要留给有准备的人。

　分配到湘潭地区财税局工作后，时逢国务院批准财政部要加强财政监察工作的请示，各地财政机关都要恢复财政监察机构，湘潭财税局刚刚成立财政监察科，只有机构没有人，领导就把我安排到了这个科。真是天赐良机!科里没有科长，就我一个才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直接归局长领导，具体工作自己做主，自己安排。那个时候，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满怀工作激情，主动出击，去调查，去查帐，去揭露问题，去办理案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不菲的成绩。我1980年8月上岗，11月初就在《湖南日报》发表了一篇揭露湘潭市跃进煤矿趁企业合并之机私分国家财产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使违纪者受到有关部门的严肃查处。省财政厅每年召开财政监察工作会，全省15个地市财税局，有14地市财税局都是科长参加，惟有湘潭地区财税局财政监察科长没到位，由我这个年青小伙子代为参加。会议发言时，14个科长一个个牢骚满腹，怨声载道，纷纷抱怨财政监察工作得罪人，太难搞，不被人理解，费力不讨好，主持会议的处长听了极不高兴。我发言却是另一番态度，讲到每查出一个违纪问题，每查办一桩违纪案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挽回了损失时，眉飞色舞，信心十足，高兴和自豪溢于言表，很有成就感。处长听了，特别赏识，给予我充分肯定，高度评价。

　这位处长成为我人生中的又一位贵人。

　我的散文集《自然抵达》中，有一篇文章叫《老处长》，说的就是他。他叫林宝谦，是一位南下干部，在解放初期，才19岁的他就随着大军从大连来到湖南，在长沙安了家，一辈子从事财政工作。他对党忠诚，对事业兢兢业业，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办事公道，为人正直，原则性极强。湘潭地区的财政监察工作有成绩，且总结得好，加上我在会上的表现，林处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对我的印象极好。在参加工作后，我深感到自己中专文凭太低，知识不足，必须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学识水平，增强适应工作的能力。1983年，中南财经大学到湖南办函授大学，从全省财税系统择优招收函授生，我认真准备，报名参加了考试，有幸被录取进了函授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函授大学组织完善，教学规范，对每个学生每门学科的考试非常严格，一点都不亚于在校生，谁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就别想拿到毕业证。在5年的学期中，每个月都集中脱产3天时间上课，其余全靠自己在工余时间里自学。对于在职人员来说，既要工作，又要学习，这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我虽然没有上过中学，但在省财会学校学习过两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加上多年锻炼培养出来的自学能力，还是有信心完成全部学习任务的。在所学的28门课程里，我最怕是英语，还有高等数学，在我的学习生涯中，这两项内容几乎是空白。怎么办?只好笨鸟多飞、勤飞，花数倍于他人的时间和精力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去攻坚克难。别人下班后和星期天打牌、聊天、逛街、看电视、看电影，我却与这些休闲娱乐活动完全隔绝，早起晚睡，争分夺秒，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全身心地钻进书眼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强记默写，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掌握理解，一道公式一道公式地解答演算，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阅读背诵，一门学科一门学科地考试过关。有一年，省财政厅在安化县开现场会，我去参加了。会议期间，我每天清晨都在招待所的花园里读英语，也不知道处长就住在花园旁边的楼上，他早晨起来在窗口看见我在花园里学习，对我的学习态度和精神由衷欣赏，喜爱有加。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林处长对别人讲，他就喜欢爱学习的人，湘潭的小刘爱学习，今后一定有出息，并吐露了他有意调我到长沙来的想法。当时，我听了不以为然，一笑了之，没有把它作一回事。回去后不久，单位领导告诉我，省财政厅人事部门派人来考察我了，我这才相信是真的。消息传开，大家纷纷向我祝贺，我也心花怒放，别提有多高兴了，因为省财政厅毕竟是大机关，从地区局调到省厅那可是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了。

　1983年机构改革，湘潭地区和湘潭市要合并，财政和税务要分开设立，还要成立一个审计部门。这之前，我所在科的科长到位了，他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转业后虽然分配在地区财税局，但一直被抽调在地区落实政策办搞中心工作。新科长是性情之人，说话爽快，敢做敢为。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还不长，但他对我印象很好，与我相处平等相待，无话不说，毫无顾忌。在机构改革中，科长劝我与他一起去新成立的湘潭市审计局。这时候，省财政厅的商调函早已来过了，地区财税局也复过函了，只是正式的调令还没到，是否能调省财政厅还无法确定，我心里十分纠结。是去审计局，还是留在财政局，成了我的一块心病。科长看出了我的心事，一方面开导我，安慰我，要我安心去审计局，新机构，新工作，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那里也很需要我;另一方面找新单位的领导说明情况，争取领导做出“省财政厅调令来了放小刘走”的承诺。就这样，我随科长去了审计局，装修房子，购置桌椅，培训人员，订立制度，实施了全省第一例审计，搞得热火朝天，颇有成效。五个月后，省财政厅调令到了，但市审计局领导却以新成立单位缺少人手为由，不同意放我走。我好忧闷，找领导申述理由，表达意愿，领导们一个个闪烁其词，把矛盾往上面推。找局领导讲不进油盐，转而找上一级组织市工交财贸政治部，工交财贸政治部负责人的口气与审计局领导如出一辙，说机构改革正需要人才，我年轻有为，在审计局一定大有前途，他们跟省财政厅去个函，说明情况，请财政厅收回调令算了。好说呆说，就是不同意，最后被我磨得没法了，才丢下一句：只要审计局同意，我们就同意。眼看着调动的事就要泡汤，我长吁短叹，一筹莫展。

　正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的贵人出现了。他就是我原来的科长，到审计局后任办公室主任的张九如。在我又一次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诧连想都不敢想的行动来。见我为调动的事上下奔波，心急火燎，他主动找局领导替我说情，再三要求局领导为我放行，但局领导态度坚决，仍不松口。原来承诺了的，只要调令来了，就一定会让小刘走，现在却言而无信，哪有这样的道理?为此，他愤愤不平，也不再管领导同意不同意，利用他当办公室主任管公章的机会，就在我那张调令表上签署了“同意调出”的意见，并盖上单位的公章。我知道，他这样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实事求是，毫不顾忌，敢作敢当。我佩服他的为人，更感谢他的果敢相助!

　张科长为什么这样器重我?理由很简单，我吃得苦、耐得劳、讲诚信、肯帮忙，谁家有个什么事，无论大小重轻，我都不计条件热心相助。有同事因病住院，我24个小时通宵达旦地去守护;有同事父亲去世，我主动上门尽心尽力帮忙操办丧事;每周星期六机关搞卫生、运垃圾，我抢着干最累最脏的活;单位搞基建，运木材的汽车深更半夜来了，寒风冷雨中我毫不犹豫爬上汽车卸材料……在单位，我获得大家的好评。应该说，张科长是最喜欢我的一个。那时候，家家烧藕煤，但藕煤要靠人工做。先拖部板车从煤店里买回煤来，掺上挑来的黄土，和上水，拌匀成煤泥，再用铁藕煤模子将煤饼一个一个地打成型，搁在空坪里晒干后再收进屋子，“码”在床底下或者墙角上备用。一吨煤做成藕煤需要整整的一天，道道工序拼的都是力气活。张科长年纪大，家里没有别的劳动力，且住在六楼，经常为烧煤的事伤脑筋。知道这情况后，我主动提出帮他做煤，星期天不休息，顶着烈日干，从清早干到晚上，最后还要把晒干了的煤球一担担挑到他的宿舍里。我尽管年青气盛，但做煤的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一天下来累得身疲力竭，好一晌都恢复不了体力。

　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一定总有贵人在相助他。在中华民族这个优秀群体中，这种贵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你努力、勤奋、为人真诚，与人为善，他就会在关键时突然出现，使你时来运转，终身受益。

　我的经历与文学有关，与我的阅读有关，与我的写作有关。阅读，丰富了我的人生;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我书写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人生中真实的人、事，都是真实的体会、感悟，是我几十年人生历程的聚集和释放。

　第二部分，我想讲“人生是文学的源泉”

　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点点滴滴、件件桩桩，总是让我终身难忘，泪流满面。它激发了我创作的灵感，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富有生活质感极具震撼力的原生态题材。

　我的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因父亲的蒙冤落难，政治地位低下，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她毫不气馁，专注于工作，全身心地将知识传授于山区的孩子。那个时候，每周只有星期天一天休息，这一天乡村小学放假了，但老师却要集中到学区去学习，学习完了再连夜赶回学校备课和批改作业。我母亲带着年仅五岁的我，每个周末从学区步行10多里山路回学校，其间还要经过一片很大的坟地，在这黑灯瞎火的夜里，谁走那段路都心惊胆战毛骨悚然，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幼稚孩童穿越坟地，其惊恐程度可想而知。母亲在前面快步行走，我在她身后几乎是小跑跟随，或许是小路不平，或许是心中紧张，我摔倒在地，膝盖碰上了石头流了血，大声呼喊：“妈妈，妈妈!你等我!”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旷野，母亲没有等我，继续大踏步向前走去，而且还越走越快。我以为母亲没有听到，便再一次次呼唤，她仍然头也没回，在黑暗中应答：“克邦，你自己爬起来!”我只好忍住伤痛翻身爬起来，追上母亲。后来的好长时间，我都在怨恨母亲。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母亲平常十分疼爱我，却在这么骇人的山路上置我于不顾。多年以后，母亲已不在人世，生活的磨难使我逐渐地领悟到：人在困境的时候，不能胆怯，不能后退，要坚强勇敢，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在那个漆黑一团四处无援的山野中，母亲那是在锻炼我的意志呀!往事铭刻在心，那夜的情形总在我眼前浮现，母亲的激励和鞭策影响了我一辈子，只有付诸文字才能释怀。《与母亲夜行山路》在我的心中酝酿、蓄藏了50多年，终于问世。

　从湘潭调到长沙，一家人无处落脚，就挤进了岳母家的筒子楼里住。我妻子当时在湖南绸厂工作，纺织厂的女工上班“三班倒”，生活没有规律，别人正睡得香甜，她却要三更半夜出门上班;众人都在阳光下忙碌生活时，她却必须忍受着窗外街市喧闹声的干扰而勉强入睡;加上我长期出差办案，顾不及家中纷杂的事务。这时，又是那位伯乐式的老处长朝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向厅里提出，为解决我妻子上夜班给家庭生活生活带来的困境，将我妻子调入厅里工作。当他一再申请而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老处长居然闯入厅党组会议，向领导们发了一通牢骚：“你们总是在往厅里调人，我们处的小刘，工作兢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办案子一年出差两三百天，常常一连几个月都回不了家，孩子生病也不能照顾，他爱人在绸厂‘三班倒’困难太大，为什么不能把她调进来?”领导们听了深有感触，十分同情我家的困难。就这样，我妻子从绸厂调到了财政厅，使我那年仅3岁的幼儿有了妥贴的照料，我们一家子的生活走向正常。老处长恩重如山，任何物质上的东西都难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惟有用手中的笔把它抒发出来，才能慰藉我难以安宁的心际。

　我妻子是长沙人，一个很贤惠的人。我经济基础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者”。她与我结合，不计条件，相濡以沫，共度难关，无怨无悔。我们结婚时，我到她娘家拿被子，由于没有带礼品，也没有放鞭炮，岳母不干，放出话来：“我养女二十多年，一点见面礼都没有，哪有这样讨堂客的?”当时我懵了，蹲在她家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僵持之下，她家的亲戚们出来打圆场，做通了岳母工作，方才同意我把被子拿走。按习俗，同意拿走被子，就等于同意我娶走她的女儿。

　结婚后，我与妻子互相体谅，互相照顾，勤俭持家，艰苦奋斗，虽然物质条件一般般，但精神生活很充实，也算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特别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医院动手术后，躺在床上接受妻子的悉心照料，我对家庭对妻子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平常中人健康时还真不觉得，一旦生了病需要人关照的时候，才更加切身体会到亲人的重要和亲情的温馨。我颈项后面长了一个小瘤子，手术回家后动弹不得，妻子端水送饭不厌其烦，上市场买柴鱼炖汤端到床前，让我为之感动不已。夫妻也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十分宝贵，应该倍加珍惜和呵护。我有感而发，写了《飘香的鱼汤》，很多人看了，特别是女同志看了特别激动和感动，有的还潸然泪下，赞扬我对妻子的理解和敬重，羡慕我有一个如此体贴、关心人的好妻子!

　《出差途中……》中的故事，记载的是我一段美好的回忆。1986年，我与一个同事到沅江出差，回来经过益阳时，一不小心，提包就被人偷走了，追寻、报案、等待，折腾了大半天，没有结果。天快黑了，急忙之中我们登上一辆益阳至长沙的私营中巴车。上车后要买票了，两人一摸身上，才发现因被盗早已身无分文。车主说，没钱买票就请下车。这时中巴车已驶出益阳城很远，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如果下车，我们就只能流落荒野了。正当我们左右为难束手无策时，车厢后排一位女青年站起来，说我替你们买票。益阳至长沙的车票8块钱一张，两张票16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我们只能感激的接受帮助，并表示一回单位就把钱寄还给她。她说算了吧，还借什么，不用还了。素昧平生，怎能白受人家的钱，我们把工作单位告诉她，并找了一张烟盒纸请她留下姓名和地址。她拗不过我们，犹豫好久，才写下了“杨文娟，益阳麻纺厂”。回来以后，我们即刻写了一封感谢信，连同那车票钱寄了过去。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信和钱都被退了回来，邮局查无此人。几十年以来，我多次出差到益阳，通过各种关系寻访这位姑娘，但均无结果，因为益阳麻纺厂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当今社会，多少人一心追逐利益，多少人信奉金钱至上，多少人心态扭曲、冷漠无情，像“杨文娟”这样不图名、不图利，慷慨解囊、热心助人的品质、风尚弥足珍贵，令人起敬，我们要大加宣传，大力提倡。如果我们人人都有爱心，有善心，崇尚美德，助人为乐，舍己为人，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文明和美好。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丰富多彩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其脉络轨迹、点点滴滴，都值得人去总结，去回味。

　我有个习惯，每个星期六的早晨，都要从家里走到太平街去，在双燕馄饨店吃一碗馄饨，再走回家。一则双燕馄饨店是长沙市的百年老店，店里的馄饨特好吃;二则星期六休息有时间，一来一去走四五公里路，可以锻炼身体，对健康有益。双燕馄饨店店子小，桌子小，但很精致，卫生条件好，服务质量也好，我长期以来光顾它，几乎每个星期都没有间断过。有一次，我又到这家店子，买了筹码，坐在桌子边正等馄饨时，进来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坐到我的旁边，小孩子好动，一脚就踹到我裤子上，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可那对夫妻特认真，坚持要孩子向我道歉。对此，我深有感触，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这样尊重、以礼相待，每个家庭都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社会就一定文明、进步，我们的国度和民族就大有希望。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我那篇《馄饨店里的感动》就这样写了出来。

　我表弟曾经问我：“表哥，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回答：“没有秘诀，十个字，‘一不怕吃苦，二不怕吃亏’。” 后来，我将这十个字总结归纳，写了一篇文章，叫《“吃苦”与“吃亏”的感悟》，编入散文集《金秋的礼物》之中。确实，一个没有进过中学门的苦孩子，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是要付出极大努力的。我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至今，大“亏”、小“亏”，明“亏”、暗“亏”，物质的“亏”、精神的“亏”，都吃过不少，但我觉得，吃这些“亏”值得，有益。人是有思想、有灵魂的高级动物，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地追求享乐，在物质利益上与人斤斤计较。对待名也好，利也好，要顾大体，讲谦让，舍得付出，甘愿放弃，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才能一帆风顺，卓有成就。

　1984年初，我调到财政厅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年时间就被提拔为副科级，隔年又被提拔为正科级，1988年厅党组讨论决定提拔我为副处长。这连连的提级，可以说是在“坐直升飞机”，实际上我一点后台也没有，也没有去跑官要官，全是老处长对我的赏识和信任。知恩图报，人之常理。我与爱人商量，得感谢一下老处长。一天晚上，我们提了两瓶酒，送到老处长家里。老处长没在家，他爱人死活不肯收下，我们放下酒就走了。第二天，老处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把酒拿回去，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我调你来，提拔你，都是看重你的人品和表现，不图你任何东西，只要你把工作搞好了，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老处长一席话，让我既羞愧又感动，从此以后再不敢给他送礼了。老处长退休以后，无职无权了，我与爱人才登门给他拜年，20年来从未间断过，虽然送的都只是香菇、墨鱼、茶叶之类的寻常东西，但礼轻人意重，表达了我们的一番敬意。就在老处长80岁那年，我邀约了几位老同事一起凑份子，为老处长办了一桌寿酒庆祝。要是往常他是不会应允的，可这一次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频频举杯，由衷地祝福老处长晚年幸福。老处长激动万分，泪流满面，感谢我们对他的一片真情实意。前年，老处长去世了，我们夫妻仍然每年去看望他的遗孀，给老人送去一点安慰和温暖。

　2010年，财政部举行 “薪火相传，开拓创新”主题征文，我以《老处长》为题，写了一篇叙述性散文。没想到，这篇散文在众多优秀文章中脱颖而出，夺得一等奖。后来，财政部《财政文学》《新理财》先后刊载了这篇散文，在全国财政系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11年，在老处长临终的时候，我把登载《老处长》一文，并配发了他两张晚年照片的杂志送到他的手上，他非常高兴，连连说道：“我这一辈子遇上了克邦，既是有缘，也是有幸。”我却在心里默默地回应：有缘的是我，有幸的也是我呀。

　我的这些作品，都源自于我的生活，为我所亲自经历，无时不刻感染着我，激励着我，给我信心，给我力量。很多人看了我的文字，包括“毛泽东文学奖”的评委，都坦诚地跟我说，你的文字，论手法，论技巧，算不了上乘，但你的文章是纯朴的，你抒发的情感是真挚的，我们欣赏这样作品!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有很多感动人的东西，可以写成好多篇的精彩文章，汇集成多少本厚厚的书。我把我一生中经历的点点滴滴写出来，既是回顾总结，又是鞭策激励，受到了文学界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周边同事、亲友们的一致认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对我说：“刘总，你工作这么忙，想不到还能写出这么多感人的文章来。”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说：“克邦，看了你的文字，好感人，是真情的投入。”

　有人问我，你从事财政工作，又痴心文学写作，两者有没有矛盾?我说没有矛盾，8个小时内，甚至8个小时外，我专心工作，认真履职;工作之余，一不打牌，二不钓鱼，三不逛街，四不进歌厅，看电视也是选择有文化内涵和思想品位的节目看，从不看那些低俗搞笑的娱乐节目，唯有两项爱好，就是读书，写作。我很珍惜自己的宝贵时间，过去的星期天，现在的双休日，基本上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大量地读书，读那些对我有参考价值的书，灵感来了提笔就写，一气呵成。喜欢读书的人，肯定喜欢买书。我常去新华书店，每一次或多或少总要买上几本书，没有一次是空手而回的。积攒的书多了，书房不够用了，我就请来装修师傅把书房改大，把原来的衣柜也改成了书柜。夫人有意见了，我就说衣服可以少买一点，有两三件换洗就行了，还请夫人多多谅解和支持。古人说得好：开卷有益。还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从读书中尝到了甜头，增添了乐趣，扩展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净化了心灵，提升了境界，懂得该如何做人、做事，要成为一个社会有用之人。实际上，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修炼、自我升华的过程。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坚强，要执著，不屈服，不退缩，挺起胸膛向前进;在享有荣誉和地位时，要清醒，要自警，不骄傲自满，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坚决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上级组织部门每年都要来单位考核领导班子，集中所有副处以上干部对班子成员进行无记名投票，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档，我知道自己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待人处事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同志们宽容我，支持我，优秀票率总在90%以上。去年172人投票，投我优秀票的166人，优秀票率为96.51%;投我称职票的6人，称职票率为3.49%;基本称职票和不称职票均为零。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在暗暗地给自己加油鼓劲，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期望，发扬成绩，改进不足，戒骄戒躁，加倍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时间关系，今天就汇报到这里。不当之处，还请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刘建民：现在是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刘总提问。

　同学：刘老师，您谈到您过去喜欢写日记，而且通过写日记收获了成功。我也喜欢写日记，但总写不出感觉来。请问，该怎样写，写什么，才有价值?

　刘克邦：我认为，写日记无须， 讲究什么价值，完全凭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写，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要勉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你写日记的时候，必定要有感悟，有触动思想的东西，值得一写的才写。事无巨细，什么都写，像记流水账一样的，那没有什么意义。还有就是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有头无尾”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是不可取的。只要你坚持写，勤奋写，就会有收获，有长进。其实，写得好的日记，就是一篇好文章。写日记和摄影一样，要用心写，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成为有心人和捕捉者。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摄影爱好者，他专爱拍荷花，他拍的荷花千姿百态、鲜艳夺目，画面极美。有一次，他到我办公室，拿了一大摞荷花照片，跟我说，他想将这些照片集合起来，正式出版一本画册。我看了以后，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劝他不要急于出书。他问我，难道他拍的这些东西不美吗?我说很美，美丽的花朵，鲜嫩的叶片，遒劲的枝条，漂亮的画面，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我另有不同的看法：美的照片人人都能拍，处处都可见，如果你只停留在简单的甚至肤浅的审美层次上，没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不会打动人震撼人的。比如说，那种在风吹雨打恶劣环境下的荷花，花败落了，叶枯萎了，茎折断了，但它的生命力还在，它的风骨犹存，把它拍下来，可能画面或者是色调看起来不养眼，甚至是一种“丑”的展现，但它意味深长，直抵人心，引起观者共鸣，这就是一幅好作品!

　我曾经在一个公园里，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女的浓妆艳丽，男的英俊潇洒，或许是新婚不久，或许还在热恋中，两人坐在花坛边卿卿我我、甜甜蜜蜜，陶醉在幸福之中，但他们行为却不敢恭维，男的为了献媚，折了一大把鲜花给女的，而女的却满不在乎，把那花瓣剥得满地都是。当时，我要是个摄影者，就一定将此场景拍下来。这虽然是一个极丑的画面，但它能映衬出拍摄者的鲜明立场，他有一颗善美的心灵，他揭露的是丑，呼唤的却是美，这样的图片一定很有意义。所以，日记也要精写，不能滥写，要用心写，不能随意写。美的、丑的，物象的、情感的，感染你的事，触动你的事，记于日记中，对你的写作也好，对你的人生也好，一定大有裨益。

　刘建民：时间关系，不再提问了。今天下午刘总为我们做了一次精彩的实在的关于人生和文学的讲座。我听了以后感触六个字：第一是他“有心”。刘总无论是谈到的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他都很有心，或者叫用心，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第二是他“勤奋”。刘总谈的，无论是他少年的苦难生活，还是他后来高考的求学，到参加工作后，在湘潭地区和省财政厅工作期间，他十分勤奋。我有幸正好与刘总是家乡人，我们都是湘乡人，可能是文学的功底和神韵，刘总的湘乡方言基本没有了。而我身为一个教师，仍然乡音不改，与刘总差远了，感到很惭愧;第三是他“感恩”。他对母亲感恩，对老师感恩，对同事感恩，对领导感恩，不仅在心里，还在行动上。刘总讲的“两个不怕”：“一不怕吃苦，二不怕吃亏”，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值得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深思和体验。你们生活在这个幸福的时代，刘总讲述他少年、青年时期的事情，正好是你们父辈经历过的事情。他的讲座，对你们的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一定很受用。

　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感谢刘总精彩的演讲!也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认真地听讲!

　人物简介：

　刘克邦，文创一级，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出版散文集《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自然抵达》《心有彼岸》，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山西文学》《散文百家》《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芙蓉》《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和《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财经报》《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篇;获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湖南省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长沙市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