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袁隆平院士二三事 (文 / 陆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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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中午时分，有太多的突发消息。刚刚，有媒体发了袁隆平去世的消息。不一会儿，袁隆平秘书出面澄清：袁隆平在医院，网传逝世是假消息。但是过了不久，央视新闻、新华社消息确认，袁隆平已于13点07分离开了我们。我深感悲痛，但仍心存侥幸，等着、盼着再次辟谣的消息。

昨天到今天，心里很不平静，回想起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有关的几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一、有幸成了全国最早从理论上宣传袁隆平杂交水稻的编辑、记者

第一次同袁隆平打交道，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1978年，袁隆平作为黔阳地区农校教师写了篇题为《学习唯物辩证法，攻克杂交水稻关》的文章送到省里来，当时我作为湖南省委《新湘评论》第一处处长(分管文史哲和科技)热情接待了他，担任了该文的责任编辑，参与了研究，并帮助修改定稿发表。讨论文稿中，我们取得了共识：哲学对自然科学有指导意义，在攻克杂交水稻关过程中，唯物辩证法帮了大忙，启发了思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署名没有用袁隆平的名字，而是用“黔阳地区农校杂交水稻研究组”的名义。初见其人，从衣着看，从晒得黑黑的面孔看，从言谈举止那种朴实的形象看，真以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通过阅读和处理他的文稿，才知道他当时的身份虽然只是一名中专老师，但早在1964年就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已着手进行研究。今天想起此事，四十三年前就从理论上宣传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与袁隆平一起在切磋学习唯物辩证法、攻克杂交水稻关的过程中结下了友谊，深感荣幸。

二、遵循列宁指示精神，面对面讨论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同袁隆平第一次打交道三十年后，即2008年，我专程登门拜访了已经成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我送给他几本书：《走出书斋的哲学》、《第一生产力》、《论人生》、《谈规律》等。我谈起当年为他当责任编辑的往事，问他还记得记不得?他立即回答：“老朋友了，记忆犹新!”受到他的热情接待，送我好几本他的著作：《杂交水稻学》、《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超级杂交稻研究》、《超级杂交稻强化栽培理论与实践》、《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论文集》等。他欣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快来帮个忙，我同哲学家合个影。”那天，省科协党组书记、人才学专家杨敬东在座，我们一起讨论了列宁提出的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结成联盟的问题。袁隆平说：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的指导，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处在哲学的支配下，因而自然科学家取得成功的科学实验，必然是在正确的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大凡在科学上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哲学对科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在科学研究中，运用哲学与不运用不一样，自觉运用与不自觉运用又不一样。袁隆平讲的这些切身体验，使我很受教益。我也谈了我的想法，我说，研究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维也是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首先，自然科学实践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泉，研究自然科学家在科技创新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可以丰富充实哲学的内容;其次，科技创新中体现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有助于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提高学习和运用哲学的自觉性;第三，研究科学家人生方面的哲学思维，研究他们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信服地表明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科学家实现科技创新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袁隆平非常感谢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关心和支持

杂交水稻试验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三系”配套问题，由于当初没有从本质上弄清楚“三系”的内在联系，盲目地收集大批品种与不育系测交，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保持系。后来又机械地搬用国外人工制造保持系的方法，也未成功。例如，其中的南广粘不育材料，到1970 年已经选育8代，仍然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可育株，不育株率始终达不到百分之百。就在这困难时候，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当时在湖南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同志的高度重视和支持。1970年6月，华国锋同志在常德市主持召开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点名袁隆平参加会议，坐在主席台，并请他在大会发言。袁隆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并表示愧对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华国锋同志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袁隆平听后深受感动，也很受鼓舞，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就得到这样的重视，很惭愧，表示一定要把杂交水稻科研工作坚持下去。华国锋同志亲自了解杂交水稻的试验情况，给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组颁发了奖状，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华国锋同志高瞻远瞩地勉励袁隆平，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去搞。这种殷切的关怀变成了袁隆平研究组决心攻关的巨大精神力量。会后，袁隆平和研究组的同志立即对过去的工作进行认真细致地分析和总结。为了广泛收集各种不同类型的品种材料，当年十月，袁隆平研究组的李必湖在海南崖县的普通野生稻丛中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下一步怎么办呢?他们认真消化并落实华国锋同志“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去搞”的指示。

华国锋同志1971年初调中央工作后，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要他们将这个“野败”和其它不育材料分送给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多个兄弟单位共同研究。华国锋同志提出“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去搞”，而且还要将“野败”和其它不育材料分送给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多个兄弟单位共同研究，这是怎么回事呢?谈到这里，我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材料，对此事做一点印证。华国锋同志1970年5月至10月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0年11月新省委成立，他任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到1977年6月。在此期间，我在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秘书组和省委办公厅工作，工作任务主要是首长开会作记录，起草文件、报告，跟随首长出差、调研。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前后，受李先念同志委托，考察了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生产情况，并专门写了考察报告，报送李先念同志。我记得，考察报告没有交打字员打印，华国锋同志要我用毛笔抄一份(他喜欢我的毛笔字)，报送李先念同志，报告的抬头写的“先念同志”，落款写的是“华国锋”。他系统地考察了十三个省、市、自治区，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要袁隆平将“野败”和其它不育材料分送给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多个兄弟单位共同研究。

“野败”的发现，是异军突起，通过全国通力协作，在两年时间内，就育成了一批“野败”型不育系。试想想，如果省里不将杂交水稻试验列为重点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如果不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去搞，如果不将“野败”和其它不育材料分送给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多个兄弟单位共同研究，恐怕试验成功会没有这么顺利吧。所以，这里应该实事求是地说一句，华国锋同志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功德无量，功不可没。袁隆平院士告诉我，他非常感谢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关心和支持，后来还去北京看望过他。2008年《袁隆平口述自传》即将出版前，袁隆平专程到北京请华国锋同志为这本书写序言。华国锋同志欣然提笔，赞扬“袁隆平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当代神农”。

四、袁隆平说：“做事先做人”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感悟

袁隆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讲了一段话：“六零年初，面对饥荒，作为一个年轻的农业科技人员，如果能尽快培育出高产优质的农作物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科技来击败饥饿，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后来又多次说过：“解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我终身奋斗的目标。”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初心、思想动机、精神动力，表现了他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袁隆平在研究三系法杂交稻时，10年中有7个春节坚守在海南育种基地。10年劳累奔波，体重由68.5公斤下降到53公斤。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群众说：“袁隆平一心扑在杂交水稻研究上，对待杂交水稻种子，胜过老子、儿子和妻子。”袁隆平说得好：“做事先做人，这是老生常谈，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感悟。”袁隆平院士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全国的道德模范，做事做人都堪称楷模。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联原执行主席、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特邀研究员，省委省政府授予的优秀社会科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