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色政权》 ▎第十二章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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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政权》

作者：谢建军 陈小平

第十二章 长征

　　内容简介：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六军团率先突围，打响了长征第一枪。茶陵工农兵政府士兵代表陈士榘跟随主力红军长征，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遵义会议期间，担任中央和遵义会议的保卫工作，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四渡赤水”巧妙地甩开了敌人，取得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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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连连失利，湘赣苏区的斗争形势也日益恶化。敌军主力已深入苏区腹地，原有的整片苏区，已被八个师的敌人包围并分割成若干小块。敌人一面在已经占领的区域和交通要道加紧修筑封锁线，一面积极调整部署，集结兵力，准备与红军决战。红六军团则被迫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狭小地区，处境十分危险。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已经担任了红六军团参谋长的陈绍冬带领红组建的五十三团，迅速向井冈山地区挺进，打算恢复以大小五井为中心的井冈山原有根据地，然后，依托井冈山向南发展。可是由于当年错杀了王佐和袁文才，井冈山的老百姓对红军失去了信任，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反水后，投靠了国民党，红军几次收复井冈山都没有成功;这次也一样，陈绍冬带领五十三团的勇猛之士，攻了几天，怎么也攻不上黄洋界，最后只好“望‘洋’兴叹”，无功而返。

　　然而，就是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李德、博古他们，还在瞎指挥，那些官僚主义者一方面在做退出苏区的准备，一方面又命令红军战士“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要求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同敌人拼消耗。结果越打越被动。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六军团下达训令，令退出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中共中央的这步棋是有深意的，从表面上这是红六军团的战略转移，即要红六军团突出重围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去寻找贺龙的红三军。更重要的，让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在尔后向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湘西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行动便充当了整个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由茶陵游击队发展而来的红六军团也就事实上成了整个红军长征的先遣队。

　　接到命令后，湘赣省委和军区立即开会讨论，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训令进行了缜密的研究。

　　“……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留在现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的独立团和游击队，担任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捍卫苏区的任务……一切准备工作统限八月中旬进行完毕……”

　　王震宣读完中央的训令后，全场一片寂静。

　　大家都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挺进湘中创立新的根据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在这个战略行动中，先是要打破敌人的重兵包围，接着要在盛暑时节进行长达几千里的远征，每天要遭遇数十倍的敌人围、追、 堵、截……再说，部队走后，根据地怎么办，苏区的人民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题随便哪一个不让人揪心……

　　“还是我先说吧，”萧克站了起来，首先打破了会场的僵局，“仗打到了这个份上，根据地是守不住了，为了保住红六军团这点种子，我们不走还真的不行……关键是怎么走，而且……以后脱离根据地，是孤军作战，得有个缜密的计划……”

　　大家都点了点头，萧克说完后，陈绍冬站起来说：“此次行动，任务非常艰巨，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战士，具有最顽强的意志和最坚强的毅力，这样才能冲破重重阻挠，完成党交我们的光荣使命。因此，我建议立即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由任弼时同志亲自作动员报告，来鼓舞全部将士的士气。”

　　萧克说：“我同意!我们红六军团有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是我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不过这次战略大转移是个新情况，我们首先要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以防惊慌和动摇等情绪。动员会后，还要具体落实，我建议在全军团开办短期训练班，集训了政工干部……还可以又从地方抽调一批干部战士，一是加强部队，同时也为开辟和创建新根据地的储备干部力量。”

　　王震说：“这个意见很好，我们的部队最近消耗很大，得重新整编一下才能上路。”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宛希平说：“这次战略转移意义非常重大，政府一定全力支持。我们一定号召各县苏区干部和地方武装团结一致，依靠群众，密切配合，为出征部队筹集粮款。另外，省军区将尽最大的努力为红六军团补充兵员，充实武器装备。我们想通过调整机关缩减与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医院伤病员，动员战士归队等办法，打算挑选出青壮精干人员三千人，枪支五百支补充到红六军团……另外保证做好老弱病残人员的安置工作……这是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设想，具体请省委和任弼时同志定夺。”

　　“好!好!好!”任弼时激动地站了起来，连说三声“好”，“宛希平同志，你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有你这句话，我心中的石头就落地了。”

　　会后，部队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苏区的军民们打草鞋，做干粮。部队则一边整编补充弹药，一边实施侦察、行军、警戒等演习。红六军团经过补充与整顿，由六千八百多人增加到九千七百多人，枪三千七百多支，红十八师增编了第五十四团，并从红军学校调出大批受训学员，将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全部配齐。萧克为军团长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红十七师政治委员，陈绍冬为军团参谋长。

　　为保障红六军团顺利突围，宛希平和湘赣省军区司令带领留守的湘赣红军独立第一、 第二、第三、第五等四个团担任掩护任务，分别在永新、安福、莲花以及万安、泰和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北线和东线敌人;调在桂东活动的独立第四团北上，查明南线敌情并伺机接应红六军团。

　　8月初，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封锁碉堡线，除南部黄坳、五斗江、衙前一线尚未完成外，其余封锁碉线均已基本完成，敌人的机动作战兵团开始秘密调动;位于南康地域的粤军余汉谋部，也奉蒋介石的命令北进。湘、粤两敌企图一俟部署调整完毕，即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首先歼灭红六军团，摧毁湘赣苏区，尔后再向东配合主力进攻中央红军。红六军团发现这个新的情况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乘敌南线部队正在调整部署，封锁碉线尚未构成，尤其是敌第十五师尚未到达衙前、五斗江地域的有利时机，提前于八月上旬突围，并将部队隐蔽推进到遂川以北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便于机动的地域。

　　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于是，省军区独立第五团遵照宛希平的指示，迅速渗入赣江沿岸万安县的下东和沙塘一带活动，伪装红六军团，侦察赣江水势，并扬言红军主力将分三路东渡赣江，以迷惑敌人。

　　8月初，陈绍冬亲自带领红六军团尖兵营，以突袭手段，攻占了敌内层封锁碉线上的重要支撑点衙前，建立了突围的翼侧掩护阵地;等接应部队独立第四团赶到后，告别了长期哺育它的湘赣苏区人民，离开了红军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湘赣苏区，终于打响了长征的第一枪，开始了长达近三年的西征之旅……

　　近万名红六军团的健儿们，像一条翻江倒海的巨龙，一路由横石、新江口地域出发，首先在遂川以北五斗江以东的溪口，突破敌人正在抢修的衙前至五斗江的封锁碉线，再经下长隆、枫树坳、官坑连续突破敌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碉线。

　　红六军团突围前期，由陈绍冬带领的五十三团，一直担任前卫，冲在最前面，立下过赫赫战功。

　　8月8日，红六军团一举占领藻林，全歼该地守敌地，第二天，又攻占左安。然后，不顾盛暑酷热，昼夜兼程，一鼓作气在猴子岭又突破敌寒口至广东桥的封锁碉线，于8月11日进到桂东以南的寨前圩。

　　当晚，陈绍冬带领担任前卫团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沙田，并将寨前圩到沙田之间二十余座碉堡全部摧毁。

　　至此，红六团胜利地突破重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红六军团的胜利突围，在敌人的战略西线打开缺口，湘赣两省敌军大震。 蒋介石急令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及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派出主力部队联合出 击，追歼红六军团。何键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十五师、第十六师、 第六十二师等三个师及补充第一总队，昼夜兼程实施追击。当时，刘建绪采取的紧急对策是，尽一切力量，首先巩固湖南省防，确保其后方安全，然后再组织“围剿”。因此，他急令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轻装前进，日夜兼程对红六军团实施侧击和堵击，力图把红军堵在湘境之外;并令段珩旅并指挥胡风璋部以及湘南地方武装，全力火速布置桂东汝城等湘边防务，以阻止红军深入湘南。

　　红六军团到达寨前圩后，利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有利时机，进行了短暂休整，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并作了进一步的战斗动员。 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的任命。

　　随后，部队再次进行了轻装。红六军团考虑到：突围后，敌军必将派重兵组织“追剿”，而桂东地区虽是游击区，但距湘赣敌军主力很近，便于敌人对我实施包围，因此决定放弃在湘南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计划，迅速甩开敌人。

　　12日夜，红六军团由寨前圩出发，取捷径向郴州方向急进，进到桂东以南的田庄地区。

　　这时，刘建绪判断红军“有继续西窜扰乱湘边之势”，急令第十五和第十六两个师，并列摆在桂东及其东西一线地区，由北向南压迫红军;着段珩旅并率湘东南五个保安团，在汝城、资兴、郴县之间，以彭公庙、青要圩、渡头司、滁口、文明司一线大山为主阵地，凭借险要地形，构筑工事，堵击红军。电请南路粤军派部队北上配合，企图将红六军团困歼于桂东、资兴以南，汝城以北山区。但是，他根本没有搞清当时红军的准确位置，误认为红军还远在桂东以东的高坪圩地区。而此时，红军早已进到汝城附近，当他紧急频繁地调动“会剿”部队时，红六军团早已越过他预定布设的防堵阵地进抵郴县城下，把“会剿”部队远远甩在了后边。

　　红六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郴、宜公路，袭占新田县城，全歼守敌保安团。在连日进军中，红六军团发现湘敌后方兵力极为空虚，在郴、宜公路以西广大地区，除部分县城有保安团少数武装防守外， 没有发现敌军正规部队的踪迹，红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判断敌人在湘江沿线也很少有重兵防守。为了争取先机，“减少将来渡湘江的困难”，红六军团决心以强行军直奔湘江，在零陵附近地区乘虚抢渡。

　　此时，刘建绪发现红军“有向祁阳、零陵间偷渡湘江西窜之样”;便打起了如意算盘。他认为：前有湘江天险拦阻，后有重兵“追剿”， 如再取得桂、粤两军的配合作战，便可以“聚歼该匪于湘江右岸”。

　　因此，从8月21日起，双方都在调兵遣将，抢时间，争速度，以夺取先机。在湘江兵力极度空虚的情况下，何键和刘建绪为了调集部队解决燃眉之急，抽出警卫省会长沙的警备部队和大量地方保安部队，防守湘江，还将长沙、萍乡、醴陵地区部分列车以及茶陵、醴陵、萍乡、湘潭、宝庆等县的汽车全部集中，由西路军交通处控制，用来紧急输送作战部队。就这样，湘、桂、粤三省总共动用二十八个团的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零陵附近地区。并将零陵至归阳沿湘江一线所有船只一律拉往北岸，断绝水上交通……

　　红六军团则由新田出发，在道路崎岖难行的大山区，三天行进二百四十里，赶到零陵以北的蔡家埠地区。这时，才发现情况突变：敌段珩旅及保安部队已先我一天到达湘江，并已沿江展开，敌追击部队第十五师已进到阳明山地区，桂敌第十九师及广西民团两个团正分向道县、零陵前进，零陵到归阳沿江一线所有船只已被敌拉往左岸。

　　这一带江面宽阔且连日降雨，江水暴涨，不能徒涉。

　　萧克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迅速向东南转移，进入阳明山山区，准备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求得暂时立足。可进入阳明山后，发现这里地瘠人稀，十分荒凉，且区域狭小，大部队活动甚为困难，不宜建立根据地。

　　这时，中革军委拍来了电报，指示红六军团立即行动，转移到阳明山以南地区，给追敌第十五师以打击，然后在道县以北地区渡过潇水，尔后“经道县、全县地区进到城步， 或不经全县而经湘、桂边境转至新宁、巫山地域”。

　　红六军团根据军委的指示，先在阳明山山区与敌兜圈子，然后相机甩开敌人，进到白果市，全歼当地反动武装，活捉了曾任阳明山县县长的奉明托。

　　当敌人发现红军东移而赶来白果市时，红六军团已由白果市急转南下，进到石家洞地区，打退了敌第十六师的追击，并利用夜色的掩护在永安圩附近秘密穿过敌第十五师的防堵部队。

　　几天后，红六军团进到嘉禾县的广发圩。 敌人遂由北而南追来，部队急转西上，连续急行军三天，乘虚在道县以南的薛家厂安全渡过潇水，把追击之敌远远甩在后边。

　　敌人追又追不上，堵又堵不住，打又打不着，被红六军团牵着鼻子兜了一个大圈子，走了上千里路，一无所获，反而搞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刘建绪企图在零陵地区围歼红六军团的计划，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早在红六军团准备在零陵附近抢渡湘江时，桂军判断：红军如不能在零 陵一带过江，则有可能转入广西，由上游渡过湘江。桂军十分惧怕红六军团进入广西或，便积极配合湘军行动，想借助湘军的力量把红六军团阻止于广西境外。红六军团从阳明山南下到达嘉禾地区并向西急进时，桂军连夜进行了紧急的调动，堵截红军。与此同时，还动员了桂林、平乐、柳州三区民团在湘桂边界地区加紧修筑工事、设置路障、哨卡。

　　红六军团在道县、江华间穿过敌军接合部，安全渡过潇水后，绕过道县、寿佛圩桂军的防守地域，进到蒋家岭时，终于与桂军遭遇上了。经过了四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将敌击溃。可是当十八师在向纵深发展时，防守道县和寿佛圩的桂军第十九师主力前来增援。为避免腹背受敌，红军立即撤出战斗，向北经清水关进入广西。

　　随后，萧克和几个师长参谋长商量，说：“位于蒋家岭地区的敌第十九师主力部队，很可能对我尾追不舍，如不给敌以严重打击，将对以后行动不利。因此，我决定主力继续前进，五十三团及第五十团一个营，在文村地区占领有利地形，狠狠地揍他们一下!”

　　陈绍冬便留下来指挥了这场战斗。

　　果然，就在红六军团主力走后不久，桂敌第十九师两个团在师长周祖晃的率领下，连同湘敌第十六师一部追来。敌军在三架飞机的配合下，连续向红军阵地发起数次猛烈攻击，均被击退，敌人伤亡惨重。

　　陈绍冬带领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出战斗追赶主力。归完建制后，按照行军顺序，在最后担任后卫警戒。

　　这一阶段，敌人追得很紧，而且人非常多，就像一群群蚂蚁望不到边，有好几次都差上点就脱不了身。看到这种情况，陈绍冬心急如焚，便与刚刚接任了五十三团团长商量，寻找退兵良策。团长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陈绍冬看了看山林里，路两旁的竹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急忙说：“有啦，有啦，部队立即停止前进，除担负阻击的同志外，大家一起动手削竹签。”

　　团长立刻命令战士们削起竹签来，不一会就削了许多竹签。

　　陈绍冬对团长说：“你带领战士们把竹签涂上桐油，然后埋在红军走过的路上。”

　　战士们领命而去，一边走一边埋，一路上沿途都埋满了竹签。

　　过了一会儿，国民党部队追上来了，嘴里大声喊着：“别让他们跑了，抓活的!”一窝蜂似地冲了过来，结果全部踩着了竹签子，鞋子被锋利的竹尖扎透，刺入肉中，顿时鲜血直流，痛得大哭大叫，乱作一团，一步也不敢向前走了。

　　这时，隐藏在树林中的几个战士点燃了铁桶里的鞭炮，喊杀声冲天，国民党追兵以为中了红军的埋伏，丢下枪支弹药和粮食，吓得转身拼命向后跑，再也不敢向前逼近了。

　　这一招真灵，后来他们走一段路埋一段竹签，并不断变换方式，埋得十分隐蔽。这样，红军的后卫部队与国民党军队的距离越拉越大，最后终于摆脱了追兵，为红六军团抢渡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灌阳县的文村时，湘敌刘建绪根据早已过时的情 报，误认为红军还在湖南道县以西的高明桥。因此，选定黄沙河地区为预设战场，开始调动部队，企图歼灭红六军团于黄沙河地区。谁知这个作战计划被我中央特科截获，并火急告了红六军团。红六军团从军委电报和自己派出的侦察员中了解到：湘敌主力正向黄沙河地区调动;桂军第十九师已被红军甩在后边，又不敢贸然追击;第二十四师正由柳州向广西北部调动，但尚未到达;全县、兴安两城只有少数民团常备大队驻守，全县至兴安之间一百多里的湘江沿线无兵防守;这正是乘虚抢渡湘江的极好时机，便于9月4日从石塘地区出发，经麻市直达湘江江畔，在凤凰嘴之董家堰，利用一条卵石滚水坝，未发一枪一弹安然渡过湘江，并径直西上，进入西延山区。

　　红六军团胜利渡过湘江后，在鲁塘地区打退了刚由阳朔乘汽车连夜赶来 的桂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击，然后经洛江、油榨坪、大埠头，到达车田。这时，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红六军团放慢向湘西进军的速度，暂时停留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积极行动，打击敌人，吸引与调动大量敌人，以策应即将突围长征的中央红军。

　　此时的湘军为了加强沿赣江及湘南地区的力量，防止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已将前敌总指挥刘建绪调回湘赣边地区，敌第十五师、第十六师亦相继解除追堵任务调回湘赣边地区。追堵红六军团的湘军部队，改由第十九师师长兼代湖南保安司令李觉负责指挥。敌人的总兵力约计十五个团，正分路由武冈、新宁和西延、龙胜地区向城步方向急进。

　　红六军团抓住这一在有利战机，由车田出发向西急进，首先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然后继续向西北前进，准备在绥宁以南的安岳山、桐油坪、赤坡地区展开，侧击由城步向绥宁方向前进的湘军，但没有得手。于是又绕至绥宁以西地域，突击由绥宁西进的湘军……

　　陈绍冬带领红六军团前卫，刚过绥宁县的小水时，湘军第五十五旅突由绥宁方向袭来，并占领小水、驾马一线有利阵地，将红六军团截为两段。红军不得不改变计划，以红十七师从行进间突破敌驾马阵地夺路南下，然后再在通道县的菁芫州地区与突围的红十八师会合，并乘虚袭占了通道县城。

　　红军袭占通道后，何键判断红军“必经黔东北窜，图与川匪会合无疑”。

　　于是，电令李觉率部穷追入黔。李觉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尾追红军外，主力经靖县、广平向锦屏地区急进，企图在锦屏以西沿清水江一线展开，拦阻红军。 这时，黔军也正向黔东地区调动，桂军也尾随追来。鉴于这种情况，红六军团如继续活动于城步、绥宁地区，将会给湘、桂、黔三省敌军以调整部署和构筑坚强防堵阵地的时间，对红军尔后行动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即由通道兼程向贵州前进，迅速赶到靖县的打乌团、三里驿、哨田和新厂地区。这时，位于靖县以南中央桥地区的湘军补充第二总队何平部两个团以为红军经长途跋涉非常疲劳，不敢应战，分路向新厂扑来，企图与尾追部队配合夹击红军。

　　湘敌补充第二总队突出孤立，且兵马劳顿，萧克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杀一个回马枪，消灭这股敌人，再向黔境转移。遂命令已出发的部队跑步返回新厂，以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首先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阻击敌人，保证主力展开。

　　这天上午八时，敌集中力量向金线吊葫芦阵地攻击，连续三次猛攻，都被第五十二团打退。第五十二团一个连，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和连续冲击下伤亡很大，全连只剩下指导员和七名战士，但仍然守住了阵地。十时左右，天忽然下起大雨，敌见从正面攻击不能成功，就利用迷蒙大雨作掩护向西迂回，企图从第五十二团左侧后袭占岩崖山主峰。

　　这时，已经做好准备的红军主力，利用敌人脱离阵地、火力组织不严的有利时机，向迂回的敌人发起反击。红十七师沿岩崖山北麓向东出击，猛攻敌人翼侧，红十八师主力赶到了岩崖山地区，从正面居高临下突击敌人，战至黄昏，将敌全部击溃。

　　当红六军团尚在城步地区时，敌军判断：红六军团必经黔东北上，去沿 河、秀山地域与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于是湘、桂、黔三省军阀各派代表在贵州紧急会晤，协商“会剿”红六军团的行动。三省军阀相互矛盾各有打算：广西军阀力求把红六军团“送”的更远一点，以免威胁广西;湖南军阀则极力阻止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贵州军阀惧怕红六军团人黔，想借湘、桂两省军队的力量阻止红六军团进入 贵州;但在对付红六军团上是一致的。经协商，湘军派七个团，桂军派第七军两个师共四个团进入贵州，与黔军联合行动“围剿”红六军团，三省部队由桂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统一指挥。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在黎平以北的谭溪地区击退黔军周芳仁部第七团的阻击，乘胜进入贵州的清水江流域，准备按照军委的电报指示，“经清江、青谿、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与红三军取得联络”。

　　清水江流域是苗族、侗族聚居区。苗、侗两族人民长期以来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欺压与蹂躏，民族隔阂很深，每当反动军队到来，苗、侗群众，人人手执利器，成群结队地把守山寨，以防洗劫。

　　红六军团为了取得苗、侗两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全军团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号召全体人员对兄弟民族群众广泛进行宣传工作，严令部队严格遵守苗、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到秋毫无犯，并对山寨寨主或土司头人大力进行争取工作。红军每到一地，部队大都在野外露营，不进民房;处处尊重苗、侗两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不违禁忌;用了逃避在外的群众的东西，都原地留钱，并留信感谢;红军医生主动上门为群众看病，不收报酬;对生活极端困难的贫苦群众，给予慰问和救济。红军沿途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向苗、侗两族同胞说明党的民族政策，揭露敌军残暴罪行和反动本质。苗、侗两族同胞在红军的耐心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很快消除了误解，不少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积极为红军传递消息。

　　9月23日，红六军团迸到清江县南嘉堡的里格地区准备北渡清水江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红军指引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第二天，红军顺利渡过清水江，进到大广地区，前卫伸到八挂河。

　　然而，但当部队进至凯寨、孟优地区时，遭到湘军独三十二旅及第五十五旅的堵击。由于敌先我到达，占据了有利地形，完成了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构筑了较完整的野战工事，红六军团虽连续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始终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时，桂军第十九师又从天柱县的盘杠方向急速增援，西面又有黔军王天锡的部队，如继续打下去，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萧克将军果断决定退出战斗返回大广，准备改由大广西进或南渡清水江再沿江而上，相机北渡阳河。

　　傍晚，红六军团由凯寨、孟优地区出发，连夜回师。可是就在第二天早晨抵达大广时，尾追之敌桂军第二十四师与先我到达，且已占据有利地形。红六军团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又在崇山峻岭中经过整夜急行军，部队疲劳饥饿，正欲翻越大广坳的坳口时，突然遭到敌人猛烈袭击。

　　陈绍冬立即带领前卫两个团迅速投入战斗，掩护军团主力转移。红军战士经过顽强拼杀，终于打开缺口，冲出重围。在大广摆脱敌人后，经高丘、良上、报京、施洞口进至黄平县的瓮谷垅。这时，敌军分两路追来。红军选择战斗力薄弱的黔军为突击对象，在滥桥至东坡地段上抢渡大沙河，一举突破黔军防堵阵地，并乘胜袭占旧州。

　　红六军团在旧州发了一笔“大财”，不仅缴获了数万银元的巨款和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搞到了一张约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贵州省地图。这对从进入广西就以中学地理课本代替军用地图的萧克将军来说，如获无价之宝。

　　接着红六军向乌江急进，准备在孙家渡及其以北地区寻找有利渡场渡过乌江，彻底甩掉追堵之敌，再向北联络红三军。然而，就在红六军团进到乌江江畔的猴场准备渡江时，接到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不得不放弃西渡乌江的计划，再由猴场掉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附近进入江口地区，再与红三军取得联络。

　　这样一来红六军团就失去了一次最好的战机，以致差点全军覆没。因为，敌人对红六军团的追堵不仅没有放弃，相反正在策划新的更大规模的围歼。敌军判断：乌江有黔军凭险扼守，红军难以西渡，必经余庆、石阡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在西、北两面有乌江天险阻隔的条件下，只要可靠地封锁石镇大道，就能在这一地区围歼红六军团。

　　就在这时，敌军指挥官廖磊、李觉等在镇远紧急会商，决定由黔军侯之担部五个团严密防守乌江，以入黔的湘、桂两军主力封锁石、镇大道，堵住红军去路，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四个团沿施秉、余庆一线展开，由南向北压迫红军。结果在甘溪打了一场来做恶仗，差点血本无归。

　　甘溪战斗后，陈绍冬收拢打散的部队利用夜晚向东冲出敌人包围，经杜脑山、卧水，黄昏前到达干河坝。这时，石镇大道间的平贯只有谢明强团一个营，马厂坪没有敌军。红六军团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警卫营抢先占领马厂坪并控制了向东去的大峡谷谷口，主力部队利用夜晚在当地老猎人的指引下，鱼贯东行，从一条没有道路的大峡谷中向东突围，穿越石镇大道，顺利穿过峡谷，终于突破敌军包围……

　　贺龙得知红六军团的情况后，不顾湘西敌军陈渠珍部及黔军的拦阻，亲率红三军主力，在李达的带领下，前来迎接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主力越过石镇大道后，从敌军间隙中兼程前进，经尧寨、冷家榜，击退湘军第一一零团与黔军一部的阻击，在公鹅坳通过石江大道，继经茶寨、德旺、缠溪、慕龙，于23日到达印江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39

　　红六军团从1934年8月7日由湘赣苏区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八十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战胜了湘、粤、桂、黔四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终于与贺龙领导红三军会师，胜利完成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为中央红军向湘西实施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的作用，唱响了伟大长征的第一曲颂歌。

　　紧接着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尽管是同一个目标，走得几乎是相同的路线，然而他们却没有红六军团幸运，一方面由于以博古、李德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失误，另一方面蒋介石放跑了红六军团，决不会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在湘江两岸布下了重兵，像一个巨大的恶魔正张开血盆大口，准备把红军一口吞掉……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谭震林留在福建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军事部长。当时，国民党在闽西南投下几十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对苏区进行反复的“清剿”;又下令砍伐红军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山林，采取“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自首自新”、“五光十杀”等高压手段，妄图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推行“计口购粮”、“计口售盐”的封锁政策，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

　　在如此极端险恶的环境里，谭震林和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一起，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挥闽西南各地游击队，“隐蔽窥伺敌人，分散迷惑敌人，埋伏消灭敌人，突击战胜敌人”，化整为零，出奇制胜，使穷凶极恶的来犯之敌陷于“死伤、消耗、疲惫”的困境而一筹莫展。历时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巩固了1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保卫了土地革命的成果，使武夷山红旗不倒。因此，谭震林和张鼎丞、邓子恢一起被人们誉为“南方三杰”。

　　1937年春夏，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时说：“你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三位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1938年春天，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谭震林受命担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政委。

　　新四军建立不久，陈毅、粟裕即率领部队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并派出叶飞率部东进，开辟了无锡至江阴公路以东抗日游击地区，发展了抗日力量。叶飞率主力北渡长江后，苏南东路地区仅留下了几十个新四军的伤病员和少量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下，形势十分险恶。1940年5月，谭震林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进入苏南东路地区主持党政军工作，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

　　谭震林化名林俊，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打扮得像个经商的“老板”一样，带领一批干部化装从皖南出发，进入苏南东路地区后，迅速同地下党及游击队取得联系。当他了解到群众抗日情绪极高，“灰色”武装不能振奋人心，便果断地摒弃了那套地下斗争的“秘密方法”，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领导制订了《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发表了《关于东路抗战形势与任务的宣言》，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各级抗日政权，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巧妙地把井冈山、闽西南的经验运用于水网平原的游击战争。仅半年时间，谭震林就把部队从4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并普遍建立起自卫会、办事处等代政权性质的机构，同时发展和加强了党的地方组织，形成一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敌人的鼻子尖下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使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根据地像一把钢刀插入日寇心脏。

　　“皖南事变”爆发后，谭震林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奉命出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政委，兼任江南区党委书记，成为苏南抗日的领袖人物。这时，日寇在无锡至江阴公路以西地区的太滆、茅山一带进行大“扫荡”，大片根据地被敌人蚕食。

　　在这一关键时刻，谭震林由苏南东路地区到了苏南西路地区。他一到苏南西路地区，就立即整编队伍，进行战斗动员，指挥部队开展对敌斗争，尤其是他在溧阳县黄金山附近坐镇指挥的三次自卫反击战，以少胜多，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使苏南西路地区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当时，他形象地把东路地区和西路地区比喻为“站稳两脚，伸开两手”：“站稳两脚”，华中抗日根据地就巩固了;“伸开两手”，浙江、皖南等地的抗日局面就打开了。由于谭震林率部胜利地保卫了整个苏南抗日根据地，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谭震林在这一时期创立的许多英雄业绩，直至如今还一直在苏南广大群众中传颂。

　　1941年11月，苏南西路地区主力十六旅在溧阳城以北的塘马遭到日寇偷袭，旅长、政委壮烈牺牲。这时，谭震林已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领导开辟新区的工作。当他一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后，主动向新四军军部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他一到那里，就发动干部、战士总结塘马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鼓舞士气，重新向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以果断的行动保卫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随后，谭震林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政委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成为粟裕、陈毅的好帮手。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原来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错误理念的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湖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

　　在此之际，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

　　接到命令的第二天，红一、三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立即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八十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

　　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仗打了五天五夜，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红军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最后，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五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

　　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渡过乌江后，向遵义进军。驻守遵义新城的是黔军侯子担部一个整师，黔军在距遵义城三十里的要道重镇龙坪驻守了一个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第一营在营长曾保堂率领下行至龙坪，“双枪兵”一个营稍加抵抗便全体缴枪了。红六团让俘虏带路骗开了遵义新城城门，将黔军一个师击溃，黔军争相逃出北门，红一军团顺利夺取遵义。

　　红军打下遵义后，中央决定停下来，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血的教训，确定今后的路怎么走。

　　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琵琶桥东侧，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这座修建于三十年代初中西合璧楼房，即将发生一件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件。陈士榘作为红一军团教导营的营长和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一道，在这担任警戒，亲眼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

　　遵义会议旧址，这座载入了中国史册大楼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楼上下的门窗一律漆成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所有的木板漆成栗色。整个主楼通西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 占地面积528平方米。楼屋四周有回廊，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券拱支撑，檐柱顶饰有垩土堆塑的花卉，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整栋大楼大门临街，门两侧原是八间铺面，是柏辉章家的商店。进大门，穿过厅，迎面是一座巨大的砖彻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过牌坊是小天井，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柏家的内四合院。

　　不用说，心思慎密负责大会安全的教导营营长陈士榘，对于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会议在楼上的小客厅召开。 这个小客厅呈长方形，面积二三十平方米，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汽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柜，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给开会的人取暖用。

　　小客厅正对的楼下系军委总司令办公作战室，由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布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是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灯、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函和报纸做的信封以及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放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此时的敌我态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就在这里办公。

　　周恩来另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主楼西头的第一间。里面的陈设非常简单：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墙壁上挂着他经常用的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自蒋介石叛变以来就没刮胡子。他那清癯的面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相映衬，战争岁月中那种宵衣旰食、呕心沥血的品质，令人肃然起敬。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室内也很朴素：一张浅红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黄色的老式俄国毯。室内一角有一对铁皮公文挑箱。墙壁上挂竹斗笠、康克清用的狗版手枪和朱德经常用的望远镜。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桌然、彭德怀、杨尚昆，在会址楼下的房间用木板临时搭铺歇宿。另外杨尚昆、李伯钊和在军委总司令部工作的作战局长彭雪枫的办公室，以及作战局的参谋人员孔石泉、罗舜初、黄鹄显等住室，在什么位置，陈士榘也一一了如指掌。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两夜，陈士榘和红军将领们非常着急。

　　不时有人跑过来打探消息，陈士榘摇了摇头，然后耐心地将大家劝走，要大家耐心地等待。

　　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四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

　　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围绕博古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来展开讨论。博古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但周恩来实事求是，他作的副报告，诚恳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接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在会上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统一了思想，然后由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即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圆满结束，它的伟大意义在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40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四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红军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四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三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一场激战后，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六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一、三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一、三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毛泽东果断抓住了战机，令红一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

　　3月初，敌军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红军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主动放弃遵义，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

　　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

　　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而红军则趁机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二十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感怀：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召开了会理会议，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急率第一、第三军继续北上，来到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是迭部通往汉族地区的门户和重要交通孔道。腊子口系藏语之转音，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实如其名，腊子口周围群山耸列，峡口如刀劈斧削，腊子口河从峡口奔涌而出，两崖林密道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国民党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早已部在这一带署好了守军。敌军沿朱李沟口、腊子口、康多、道藏、黑扎分点布设了数道防线。尤其是腊子口，是防守的重点，在桥头和两侧山腰均构筑了碉堡，山坡上修筑大量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敌人妄图凭借天险把红军扼阻在腊子口以南峡谷中。此时，红军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兵，右侧有胡宗南主力，后侧有从四川跟来的刘文辉的川边军侧翼，如不能很快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被敌人四面合围的危险。

　　1935年9月16日，毛泽东率一军团来到腊子口外，在离腊子口不远的朵里寺，部署战斗。

　　天正在下毛毛细雨，前面高峻的腊子山正锁在云雾里。白龙江的支流石沙河从栈道底下奔腾而过。一尺多宽的小小栈道，被荒草和枝条掩着。

　　林彪和聂荣臻从朵里寺出来，顺着这条小径一直前进到二师师部，与左权一起实地勘察了地形，然后二师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肖华商量攻打腊子口的细节。

　　腊子口，可谓险峻已极。长征途中红军经过的险关不算少了，但像这样险恶之地还没见过。小小的口子，不过30米宽，两面都是绝壁，形成一个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腊子河从这道缝隙里奔流而下，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成了两山间唯一的连接点。桥头筑有坚固的碉堡，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坡上筑满了三角形碉堡。腊子口后面没有仓库，屯积着大批粮食，敌人做了长期死守的准备。桥头守军两个营，整个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在岷州城内，还驻扎着鲁大昌4个团的主力部队，随时可以增援。

　　入夜，战斗打响了。攻打腊子口的是二师四团，六连担任主攻。

　　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到军团指挥所，问六连突击队的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聂荣臻听着口子上传来的手榴弹的爆炸声，派人了解战斗进展情况，知道仗打得很艰苦。由于口子太窄，敌人用手榴弹控制了木桥前面那段隘路， 50米的路面上铺了一层手榴弹破片和没有拉弦的手榴弹，有的地方已经堆了起来。六连已伤亡多人。

　　午夜两点钟，林、聂令六连撤下来休息，重新组织进攻。他们来到四团指挥所，组织指战员共同想办法，经讨论决定：仍以六连正面进攻，吸引住敌人;以一、二连从腊子口的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背后去进行突袭。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刚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他用一个带铁钩的长竿子，钩住岩缝，像猴子那样攀上险峻高耸的绝壁，然后从上面放下绳索，战士们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都攀上去了。主攻的六连重新调整部署，组织敢死队，隐蔽地接近到桥的这一端。一个战士抓着桥下横木过桥时掉迸了激流，把敌人惊动了，敌人向桥下猛烈射击，从而也就吸引了敌人的火力，连长胡炳云乘机带着人冲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腊子口背后的半山腰升起一颗表示迂回成功的白色信号弹。

　　白色信号弹刚从高空闪烁着徐徐下降，红色信号弹接着钻进苍穹。

　　腊子口的顶峰披上霞辉时，六连敢死队与四团团长王开湘率领的迂回部队胜利会师。

　　敌人逃跑时在老林里放起了火，一时间火乘风势，烈焰腾空，噼噼啪啪之声遍山崩响。

　　勇士们在忽闪忽闪的火焰中冲过去，长追不舍。

　　腊子口战役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也是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最关键的一仗。随后，毛泽东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了长征。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敌人先后对这里进行了两次“围剿”。1934年2月，敌人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26军第42师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南梁根据地。3月，敌第86师会同当地民团对陕北苏区发动进攻。陕北党组织将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成立统一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总指挥，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并袭占安定县城。随后，陕甘苏区红42师一部北上，同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经井务塌、张家圪台等战斗，至8月底，歼敌3000余人，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陕甘边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习仲勋、马明方分任主席，并在陕北苏区组建了红27军第84师。1934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4省军阀部队4万余人，准备以陕北苏区为重点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在陕北地区作战。1935年4月下旬，敌人开始进攻。红42师与红84师在安定县境会师后，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在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下，与游击队、赤卫军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经两个多月作战，先后占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县城，歼敌3000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时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陈士榘，参与组织指挥了这一战役。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11月21日子夜，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激战至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第111师。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红1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106师1个团。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军全歼。此役，击毙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巩固了抗日的前沿阵地，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扫清了军事障碍，可经济困难非常严峻,如何让官兵们顺利过冬,便成为摆在红军首领面前的首要难题。

　　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中央红军的给养问题。

　　周恩来随即找来红一方面军的后勤部长杨至成,问道:“我们现在到底还有多少家底呀?”

　　杨至成愁眉不展地说:“满打满算也只有1000多块大洋了!现在红一方面军一共有7000多人,要想渡过眼前的给养难关，至少需要两三千大洋吧。”

　　周恩来紧锁着眉头:“上哪儿去弄这么多的大洋啊?”

　　毛泽东听了,点燃一支烟,在窑洞内慢慢踱着步。突然,眼睛一亮,想起了徐海东和红15军团。

　　他转过头来对杨至成说道:“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周恩来和杨至成齐声问道。

　　毛泽东说:“我看徐海东他们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一点，咱们就来个穷汉向富汉借钱，以解燃眉之急吧!”

　　周恩来听罢也高兴地说:“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徐海东这个‘富豪’呢!有道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于是毛泽东便亲笔写了一张借条交给杨至成:“你拿着去找徐海东想想办法吧!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

　　杨至成接过借条,瞟了一眼那行龙飞凤舞的字:“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大洋。”最后署名是“毛泽东”。

　　杨至成立即拿了借条找到了徐海东。

　　徐海东看完纸条手禁不住有些发抖,心里很是不安。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他虽然让经理部给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做了几套棉衣，送去了几包银耳，但就是没有想到该拨出一部分钱款送去为红军解饥寒。如今毛主席亲自写条子来借钱,这可真是不该啊!徐海东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

　　徐海东叫人把财政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

　　“还剩7000块大洋。”查国桢答道。

　　“啊,太好了!太好了!”徐海东高兴得在查国桢的肩上拍了好几下。

　　查有些发懵,不知所措,说道:“军团长,您认为7000块还多吗,您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眼下我军马上添置冬装要花钱,买药品要花钱,买盐,买粮食也要花钱,算来盘去,还差3000多块大洋没着落呢。”

　　“好了,不说那么多,留下2000块,其余5000块给党中央。”徐海东手臂用力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

　　“军团长,这钱是该借,可您不知道,这7000块大洋是长征一开始我们掰着手指头攒下来的,谁也不舍得多用一点。您至今连一件大衣都没舍得添,部队过冬也……”查国桢说不下去了,眼眶被泪花遮住了。

　　徐海东沉默了,他静静地看着远方,过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查国桢说:“是啊,这点钱我们自己就不够用,若拿出5000块大洋,就更不够用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毛主席动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们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也要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啊!”

　　查国桢毕竟是一名经历了长征生死考验的老红军、老党员,听了军团长的一席话,坚定地点了点头:“军团长说得对,今天我不当‘守财奴’了,我这就去办!”

　　一张小小的借条引发的故事发人深省。这个故事所折射出来的不仅是徐海东的人格之美,更透露出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崇高魅力。作为领袖,他不是颐指气使地发布命令,而是用赤诚去感化他的同志和战友。几十年后,徐海东接到毛主席让他参加“九大”开幕式并且上主席台就座的通知。当徐海东坐着轮椅进入会场时,周恩来含着眼泪从工作人员手中推过轮椅,亲自给他安排了座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特意扭过身来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感动得热泪盈眶。

41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全军17000余人，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牵制敌军的任务交给红六军团十八师。贺龙对红十八师师长陈绍冬说：“这回你们要更辛苦一些，你们要从龙山一带，往长江边上打它一家伙，向北佯攻敌人，把敌人吸引过去掩护主力南下”。王震深情给生死之交的老战友陈绍冬叮嘱道：“即使十八师被敌人打垮了，你们也应当想办法，就是化装成工人、农民也要追赶主力。”

　　“保证完成任务!”陈绍冬“啪”地向两位首长敬了个礼。

　　贺龙拍了拍陈绍冬的肩膀说：“红十八师是来自中央苏区的一支老部队，素以能攻善守著称。你这个师长兼政委，在多年的军事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是红六军团的游击专家，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为了便于与主力通讯联络，贺龙专为十八师拨五瓦电台一部，并成立了电台通讯队。这个师辖两团，再加上师直机关干部，野战医院工作人员及苏区地方干部，全师约三千余人。

　　主力出发的前三天，陈绍冬率领红十八师由桑植返回龙山县的茨岩塘后，兵分两路，主动出击，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牵制敌人，迫使敌三十四师张万信部和敌陈渠珍部不知虚实，疲于应付，从而拖住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突围转移。当红军主力突围后，红十八师仍然转战在湘鄂川黔苏区的腹地，这就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认为红军主力很快会回到苏区来，因而除少数敌军随红军主力追击外，绝大部分敌军仍在根据地周围同红十八师作战。这就为红军主力胜利突破敌人封锁线，顺利地实行战略转移，制造了有利条件，可红十八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减员到一千余人。

　　1935年12月22日，陈绍冬遵照贺龙“你们已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应相机甩开敌人与主力会合”的电令。来到酉阳与来凤交界的兴隆坳。得知蒋介石亲自电令一个师的兵力埋伏于酉阳，坐等红十八师入网的情报，于是乘敌不备，调头南下，强渡酉水，占领了川鄂湘三省交界的百福司、学堂堡及酉水沿岸。为了避开敌人，陈绍冬带领部队绕开酉阳县城与龙潭镇，突破蒋介石亲自电令刘湘在酉阳埋伏的一个师的最后防线，途经酉阳境内的甘溪、高庄、楠木菁、菊花坝、三岔坝、双桥、金家坝、马蝗井、麻糖溪到达南腰界进行短暂的休整。在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筹备了物资后，进入贵州的甘龙口，然后经石梁、乌罗司、木黄、德旺、茶寨，与主力会合。萧克和王震得知，亲自走出十余里，在贵州的江口迎接英雄的红十八师归建。之后，根据红十八师减员的情况，把剩下的600多人缩编为一个团。陈绍冬仍然回总部任红六军团参谋长，和大部队一起，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湖南中西部，宣告了国民党军企图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迅速改变了战略部署，很快组织了对红二、六军团新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到湘军侧后，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手段，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先进到湘南之高沙市、洞口地区，然后转向西迸，再改道南取武阳，经遂宁、洪江间的竹舟渡过巫水，转向北进，在江西街和托口再次抢渡沅江，把追击和迂回的敌人全部甩到了后面。

　　就在这时候，红二军团电台和党中央周恩来联系上了，得知中央红军已经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

　　两军团在石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在石、镇、黄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创立根据地。

　　为迷惑敌人，主力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第二十二师封锁线后，立即向南挺进，连克瓮安、平越，并在马场坪击退了敌第九十九师的截击，西取洗马河和龙里，先锋直逼贵阳。然后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向西北急进，奔袭扎佐、修文，在扎佐全歼敌一个保安团，造成了经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再改变方向，星夜向西秘密急进，迅速奔袭镇西卫，抢占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主要渡口鸭池河渡口，顺利地渡过乌江，到达黔西。

　　部队停下来后，立即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贺龙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绍冬为代主席，宣布实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等”施政纲领。

　　陈绍冬深入城乡建立县、区、乡各级革命政权，先后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苗族独立团”等革命武装。

　　为了摆脱敌人新的围攻，部队转移到杨家湾、七星关、梅花沟一带，随即直下野马川、平山铺，向滇东转移，随后机动灵活回旋于乌蒙山中。

　　蒋介石迅速调整了部署：组织了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以龙云为总司令，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红二军团前卫四师抢渡普渡河时，渡口己被张冲部封锁，铁索桥上的桥板均被拆除。红四师大部于拂晓前在铁索桥下游不远处涉过普渡河，接着向敌军控制的制高点音翁山发起攻击。

　　陈绍冬带领红六军团直属部从可郎出发，跟着红四师的后面渡过普渡河。就这样，部队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以破竹之势横扫了滇西，相继占领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和鹤庆县。然后，从鹤庆出发到丽江、石鼓，沿江寻找船只，动员船工并组织工兵、民工赶扎竹筏和木排。

　　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石鼓到上游的巨甸相距一百二十里，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而下。

　　为了尽快渡江，陈绍冬主动请缨，带着先锋营的一个排，沿江寻找船只。山高路险，战士们好几次差点掉到滚滚的金沙江里。走了五十多里山路，好不容易才弄到七只船。

　　陈绍冬就和工兵们一起自制的竹筏、木排。在附近桂冠动员了二十八个船工，开设了木瓜寨、木取独、余化达、格子、士可等五个渡口。

　　在整个渡江过程中，陈绍冬自始至终都在江边指挥，战士们大部乘上了船，一部分上了竹筏、木排，马蒙了眼睛被牵着涉水泅渡。整个部队一万七千人马除一只船翻落江中外，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过江时小船上的人挤得满满的，把船压得差点儿平了水面，人稍微一动就有翻船的危险。

　　陈绍冬大喊地喊叫着，竭力维持秩序不准任何人起来，也不准任何人动。

　　大家顺从地服从命令并听从指挥，没有随便乱动的，很顺利就渡过了最后一船。刚渡过金沙江，才上岸，敌人就到了江岸边。但只能干瞪着狗眼望着远去的红军，气急败坏地乱放了一通枪。

　　“啪——”一颗子弹飞过江来打在陈绍冬身边的石头上。

　　陈绍冬一点都没有也不害怕，相反心里觉得特别激动。

　　他回过身朝对岸的敌人挥了挥手，大声喊到：“再见了——白狗子们——”

　　这声音在水面上荡漾了许久才满慢慢消失……

　　红二、六军团渡江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乘飞机至金沙江边的宾川、鹤庆、丽江一带巡视，立即决定追歼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大渡河之间，令驻雅江之李韫珩部向康南推进，南北夹攻，截断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联系。

　　朱德、张国焘得知红二、六军团已胜利渡过金沙江，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

　　渡过金沙江后，陈绍冬组织了一支收容队随大部队休息了两天，开始准备粮食，做翻越雪山的准备工作。他顾不上休息，白天深入当地老百姓，了解翻越雪山的有关情况，为战士们准备了一些酒、辣椒、胡椒、大蒜等刺激性食物。晚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做翻越大雪山的思想动员。

　　哈巴雪山海拔五千三百多米，山势陡峭险峻，终年积雪，从金沙江狭谷到雪山顶峰，俨然几层天地，从下到上，气候有春夏秋冬四季感觉。

　　部队开始爬雪山。爬至半山腰，番兵扼守山路要道疯狂地阻击。红军前卫部队用重机枪扫射、用迫击炮轰击，番兵第一次见到有炮弹从天上掉下来爆炸，立即吓得屁滚尿流、乱喊乱叫、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陈绍冬听不懂番兵叽哩哇啦地叫喊些什么，忙问旁边带队的向导：“他们说什么?”

　　向导回答说：“他们叫喊：‘天兵有神炮!’”

　　“哈哈哈——”战士大声地笑了，一路上充满着快活的空气。

　　但雪山究竟是死亡谷，翻越大雪山，尤其是负责全军的收容工作的卫生队，要多难就有多难。

　　陈绍冬他们这个收容队，带了二十多匹牲口，共收容了三十多名伤病员。山，越爬越陡，掉队人员行动艰难，队员们便用双手推着他们往上爬，可是这太费力，也消耗自己不少体力。后来陈绍冬想了个办法，叫他们牵着牲口的尾巴上山，这样虽然省不少力，可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有的伤病员同志连牲口尾巴都抓不住了。队员们只好扶着他们慢慢往上爬，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下午二时半把他们全部推上山丫。

　　到了山丫口还要走四、五里平路才能下山。雪山上的气候和山下气候大不一样，雾气沉沉、雪花纷飞、寒气袭人;空气更加稀薄。身体好的同志在山上呼吸都非常困难，头晕脑涨、好像得了一场重病、异常难受!更何况收容队里的伤病员呢?到山顶后有的人就坐了下来，一个个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

　　陈绍冬见此情景非常着急，上去拉他们、又拉不起来，有的同志带了酒、辣椒、生姜、大蒜等拿给他们吃，也没起多大作用。不到十分钟凡是坐下去的同志都停止了呼吸。看到战友们坐着死去，陈绍冬心中十分难过、不由得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把满脸的雪水都融化了。

　　“同志们，我们得赶紧下山!” 陈绍冬大声一喊叫着，此时，他抑制住了悲痛，觉得这山上一刻也不能久留，为了还活着的同志，必须迅速离开。他让身体虚弱的同志赶快上马走。

　　“你也走吧，队长!”好几个马夫催促着。

　　陈绍冬却像雪雕一样，久久地立着，一动不动。他再一次看了一遍十几个坐在那里已经僵硬了的死去的同志，向他们默哀后才缓缓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里多路，陈绍冬觉得呼吸极端困难，两脚迈不动、眼看就要倒下去，几个同志急忙跑过来将他扶上马。走过山上的平路后，往山下走了二、三里路时才慢慢好转，后来越往山下走感觉越好，走到半山腰呼吸便恢复了正常。

　　翻越雪山后，到达距中甸县城五十里的南坝休整。中甸地区，位于滇西北，属康藏高原，居民大都是藏族，一般都信奉喇嘛教。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当时还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居民主要是藏族，一般都信奉喇嘛教。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虽然前无强敌堵截，后无重兵追击，但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民族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特殊情况，再加上与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相勾结的上司、领主武装的阻拦，翻越雪山、通过藏民地区，便成为一场特殊的战斗。

　　中甸城，是一座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叫归化寺，僧侣很多。当红军到来时，受到国民党欺骗宣传的藏族群众大都躲进了山林。归化寺的最高统领松本活佛令僧众紧闭寺门，防范红军。为顺利通过藏区，陈绍冬教育战士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正确的政策，严明的纪律，对待藏民的热情、真诚，及时消除了归化寺大小僧人的疑虑，他们都愿意为红军通过藏区尽力。

　　来到中甸的第三天，陈绍冬跟随贺龙进入归化寺作客，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掌教八大老僧及三十余名喇嘛迎接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仓”，僧众破例为贺龙一行举行了“跳神”仪式。在“跳神”仪式上，陈绍冬亲手将贺龙书写的“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锦幛递送给归化寺的方丈。八大老僧当即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效力。随后两天，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了三万余斤青棵和大量的盐巴、红糖。当地老百姓为红军日夜奔忙，共筹集粮食约十万斤。

　　休整了几天后，红二、六军团分为两个纵队由中甸出发。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红二军团在去甘孜的路上，翻越了三座大雪山，红六军团在瓮水、那坡也翻越了两座大雪山。为保障部队胜利地通过雪山地区，陈绍冬总结了翻越哈巴雪山的经验，在艰苦的行军中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通过雪山前派人深入居民访问，取得通过雪山的知识;认真分析了每个同志的身体情况，发动党团员和体力强壮的同志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反动宣传和少数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对红军的仇视，红军在通过藏区时，也遇到反动藏骑的袭扰。红二军团在桥头、仁波寺、巴塘以南的金沙江边，曾数次与藏族反动骑兵接触。

　　红六军团为右路纵队，先占领定乡县城，休整几日后，再沿硕楚河向稻城前进，经藏坝到达那波。在云理化以南的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的四方面军所属的三十二军会师。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陈绍冬和红六军团的英雄们，历时两年、行程近两万多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