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色政权》 ▎第十一章　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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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政权》

作者：谢建军 陈小平

第十一章　红都

　　宛希平和陈绍冬领导的茶陵游击队最终发展壮大，成为了湘赣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红六军团，宛希平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绍冬任红六军团参谋长。谭震林和陈士榘也进步很快，成了毛泽东的左右臂膀，红军的高级将领。中华苏维埃在瑞金成立后，蒋介石疯狂围剿，中央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把根据地引向了绝境，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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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士榘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战士之一。1909年4月14日，陈士榘出生于武昌黄土陂一个职员家庭。1921年在钟祥县高等小学读书，后又当过学徒。1927年在家乡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同年到武昌参加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1927年9月，陈士榘随军参加由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部队上井冈山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茶陵工农兵政府成立时，被选为士兵代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常委。

　　朱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陈士榘任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随后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中旬，边界特委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陂村召开紧急会议，为了挽救边界斗争的局势，决定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三十一团一营由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一营营长陈毅安等指挥，配合特委，保卫井冈山。8月23日，毛泽东率部在桂东与红军大队会合，并研究决定返回井冈山。此时，敌人认为时机成熟。湘敌吴尚命令程泽润师陈纪良团由酃县会同驻资兴的阎仲儒师兼程赶往桂东，进剿红军大队。陈团抵桂东县城，步步追逼;阎师王炽昌团绕道向寨前堵截，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大队。与此同时，湘赣敌人通电合谋调兵遣将，会剿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湘敌吴尚第八军第一师全部及第二师一部，共四个团的兵力，从大陇、茅坪、酃县的大小院向井冈山进攻。赣敌王钧第九师和和二十七师两个师的警卫团以及刘士毅部张团共三个团的兵力，从古城、茅坪、罗浮进攻井冈山。刘士毅师一个团从黄坳围攻井冈山。湘赣敌人出动了七个团的兵力。而守卫井冈山的红军不足一营。得到消息后，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等，先行到井冈山同边界特委的负责人，在大井召集了山上红军机关、医院负责人及伤病员代表会议，讨论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撤。因敌人兵多，装备好，来势凶猛;而我们的人少，武器差，要守比较困难;不如把伤病员分散转移到深山里去，部队下山打游击，等大部队回来后再打回来。另一种是守，认为井冈山是党和红军经营了十个月的根据地。山上有许多军队和地方的重要机关，并且有几百名伤病员在山上。因此，一定要保住这块阵地，否则部队士气必然要受到影响。目前，我们虽然人少武器差，但我们有山上山下群众的支援，又占据着有利地势，只要我们发动群众，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守住井冈山是不成问题的。陈士榘和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守住井冈山。他提了个建议：将主力放在黄洋界哨口，对付已逼近黄洋界的湘赣敌军;其余四个哨口主要由三十二团二营把守，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三十二团一营在山下对敌进行骚扰工作。

　　三十一团一营接到命令后，除留下张宗逊为连长的二连在永新牵制敌人外，一、三连在营长陈毅安的带领下，背着三天的粮食，日夜兼程，于29日下午赶回井冈山。一营回山后，团部马上在大井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传达了会议精神，部署了作战任务。

　　这时，三十二团一营和宁冈部分地方武装在黄洋界下不断骚扰敌人;三十二团二营和特务连及酃县赤卫大队也按指定位置分驻四个哨口。赤卫队、暴动队赶制松树炮、土地雷等。担任主要任务的一营和大小五井地方武装，接到任务后，连夜来到黄洋界哨口，按照部署，进入了阵地。各连、排长立即察看地形，分配任务，军民一起插竹钉、抬石头、扛木头、挖壕沟。一个晚上，在原有的基础上，哨口工事全部加固修筑完结。从哨口通往大陇和茅坪的小路上，分别筑有五道工事;第一道是竹钉阵，分别在两条小路旁的草丛里布下了几里路长的竹钉防线;第二道是竹篱笆障碍;第三道是滚木雷石;第四道是五尺多深的壕沟;第五道是用石头筑成的射击掩体，掩体前沿的草丛里也插满了竹钉，使敌人很难接近。全体军民众志成诚，严阵以待，准备痛击入侵之敌。

　　8月30日上午8点钟左右，先期到达山下的湘敌开始进攻。红军凭借山险，利用木头和石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下午4点钟左右，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陈士榘带领红军战士将在茨坪修理的一门迫击炮搬上了望哨，乘敌人准备进攻时，向敌人开火。当时，这门炮只有三发炮弹，前两发都因受潮没有打响，第三发陈士榘亲自操炮，炮弹终于在敌人中间开了花。炮响之后，各个山头吹响了军号，隐蔽在各山头的赤卫队员、暴动队员纷纷向敌人开火，煤油筒里的鞭炮也响起来，男女老少一齐呐喊。此时敌人已筋疲力尽，听到到处是枪炮声和喊杀声，以为是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主力回来了，于是败下阵去。

　　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后，军民们继续加固工事，严阵以待，以防敌人再犯。可是，一夜过去了，却不见敌人半点动静。一营派出一支小分队下山去侦察，方知敌人连夜逃走了。守卫在其它四个哨口的三十二团二营和三十一团特务连及酃县赤卫大队，严密监视敌军动向，阻击了敌人，使敌人未进一步。此时，红军大队乘虚逼近遂川。刘士毅部急转回救，九师、二十七师警卫团也因遂川告急仅留一营在茅坪，其余全部退到永新新标坪一带，进攻黄洋界哨口的湘敌随即也退回酃县。

　　黄洋界保卫战，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与数倍之敌激战一整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灭了湘赣两省“会剿”敌军的威风，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战士们模仿京剧空城计的唱段，编了一段《空山计》，歌颂井冈山军民御敌的胜利，嘲讽反动军队的失败：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看，

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

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

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

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

为何又要侵占我五井?

你莫左思右想心不定，

你既来就该把山进，

为何山下扎大营?

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

你来、来、来!

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

犒尝你的三军，

你来、来、来!

请你到井冈山上领教革命。

　　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的途中，喜闻黄洋界保卫战的佳讯，非常高兴。毛泽东挥笔疾书，写下了著名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以资庆贺：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黄洋界保卫战后，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1929年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和经济封锁的严重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五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以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打破敌之经济封锁，实行外线内线配合作战，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1月14日，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国民党军以三个旅兵力进行追击。红四军在瑞金以北大柏地附近诱歼尾随追之敌，很快向北挺进，进至吉安东固。这时井冈山主要阵地已失，红五军主力已经转移，国民党军追兵又逼东固，红四军前委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立即率部转向赣闽边界地区游击，抵达福建长汀西南的四都。

　　长汀守军为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急令团长卢新铭带领补充团由长汀进攻四都，亲率一个团到城南长岭寨设防，企图阻止红军进入长汀。红四军以军部特务营为中路，第二十八团为右路，第三十一团为左路，北进迎击，在渔溪附近与敌卢新铭团遭遇，乘其立足未稳发起进攻，该团一触即溃。红军追歼溃敌直至长岭寨山下。

　　长岭寨又名胜华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为长汀城南屏障。郭旅主力占据东侧梁尾头和河龙头等有利地形。第二天，红四军进攻长岭寨，特务营从左迂回守军侧后，断其退路;陈士榘跟随主力从正面攻击，迅速夺占主峰和各要点。郭凤鸣收拢溃兵进行反扑，三次均被击退。红军乘胜冲下山追歼，郭凤鸣在逃窜中被击毙，其残部逃往上杭。当日下午，城内守军向河田撤逃，红四军乘势占领长汀城。此战，红军歼灭郭凤鸣旅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极大鼓舞了闽西人民的斗争热情。

　　红四军占领长汀后，即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特务营和两个团编为三个纵队，陈士榘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大队长。随后，带领部队进驻长汀，帮助恢复中共长汀县委，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并分兵于长汀的涂坊、南阳、四都、新桥和上杭的才溪、连城的新泉，配合各区、乡建立暴动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和妇女会等革命组织，促进闽西革命运动的发展。四月，红四军回师赣南，在瑞金与从安远赶来的红五军会师。

　　红四军前委为实现“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于1929年4月11日在于都举行扩大会议，决定红五军主力返回井冈山，恢复和发展湘赣边苏区;红四军主力在赣南执行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等任务。红四军在地方红军的协同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初步建立起赣南苏区。

　　接下来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蒋桂战争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即以三个旅兵力，企图围歼红四军于赣南地区。此时，原驻龙岩地区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和驻漳州的暂编第一师大部，正在潮汕地区同粤军作战，闽西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红四军为避敌锋芒，决定立即挺进闽西，发展闽西革命力量，创建闽西苏区。

　　来到闽西后，陈士榘如鱼得水，先是担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大队长，随后调任第三纵队司令部参谋。

　　5月19日，红四军主力4000余人从瑞金出发，次日经长汀濯田，由水口渡过汀江，向东南疾进。国民党军命李文彬旅随后紧追，并令卢新铭团于汀江东岸阻击，企图迫使红四军背水作战。当李、卢率部赶到汀江两岸，红四军已经新泉、庙前进入闽西腹地，于22日傍晚抵达龙岩小池。次日晨，红四军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陈士榘带领第三纵队配合第一纵队一起袭占龙门圩后，尾追向城里溃退的逃军，乘势突入西门;第二纵队夺占城北松寿山制高点后，即向城里猛攻。中午，守军残部从东门逃往漳平永福，红军占领龙岩城。此战，共毙国民党军90余人，俘334人，缴获各种枪枝570余支。

　　诱歼逃敌后，红四军当即撤离龙岩，前往永定。在永定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下，消灭了永定地主武装胡道南部，进占永定城。

　　红四军撤离龙岩后，逃往永福的龙岩守军残部即纠集300余人窜回龙岩。身在广东的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得知老巢被捣，也急派部分兵力赶回龙岩。这时，红四军已进驻坎市。6月3日，陈士榘带领军第三纵队从坎市出发，在闽西红五十九团和龙岩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下，再次攻打龙岩。守军弃城向漳平逃窜，红军第次次占领龙岩。

　　在粤作战的第一混成旅主力得知红军又占了龙岩，立即回援闽西。为了诱歼该部，红四军主动撤出龙岩、永定，向西及西北转移。此时，第二混成旅残部钟铭清团驻上杭以东的白砂，企图配合陈国辉旅夹击红四军。6月7日，红四军分三路进攻白砂，主力从大池西进，实施正面突击;第一纵队由大洋坝北击;闽西红五十九团迂回至苏家陂南击，达成合围后，经一个多小时战斗，全歼该团。随后占领上杭东北的旧县、南阳等地，使长汀、连城、上杭、永定、龙岩五县边界地区全部成为红色区域。6月10日，红4军主力集结于连城新泉、上杭才溪休整，准备奔袭刚返回龙岩的第一混成旅。

　　几天后，第一纵队和地方赤卫队在西山、下洋间的豆干岭集结，进攻南门;第二纵队沿大路直取西门。此时，担任第三纵队司令部参谋的陈士榘和大队长商量带领第三纵队经山塘、铜钵、赤坑后分为两路，一路占领城北高地，相机进攻北门，一路迂回东门外，于东宫山一带埋伏，切断守军退路。红军从南、西、北三面向龙岩城发起猛攻，迅速突入城内，经激烈巷战，除陈国辉化装只身逃脱外，全歼该旅2000余人。红四军第三次占领龙岩城。

　　在红军连续胜利的鼓舞下，闽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闽西特委领导的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正规红军，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此时，中央决定将红军进行整编，决定“以红四军为基础”把闽西和赣南的地方红军各一部分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下辖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红十二军以陈士榘所在的红四军第三纵队为基础，加上江西地方部队一部和罗炳辉在吉安起义的靖卫大队组成，军长伍中豪因病未到职，以罗炳辉代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陈士榘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三十四师由陈士所在的红四军三纵队抽出一个支队编成。红十二军编入红一军团后进入江西，与大部队一同作战，陈士榘先后担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直接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几次反“围剿”作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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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上了井冈山后，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在毛泽东手把手地教导下，他进步很快，短短几年工夫，就从一个红色小县长成长为军区司令员。他一辈子都记得，刚上井冈山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找他谈话，说：“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很不错，为中国红色政权的建设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开创了中国革命红色建政的先河，你谭震林功不可没，将来要载入史册的……”

　　谭震林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只是在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做。”

　　“那就好。”毛泽东点了点头，“现在上了山，茶陵游击队和农民自卫队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营。你有什么想法?”

　　“我听毛委员的!”谭震林摸了摸脑袋，不好意思地笑。

　　“那你仍然回茶陵，担任茶陵县委书记。”毛泽东拍了拍谭震林的肩膀说。

　　谭震林犹豫了一会说：“这个我怕弄不好……”

　　毛泽东说：“你是工人出身，革命最坚决，虽然没进过什么正规学校，但也读了不少书，学习进步快。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

　　毛委员非常喜欢谭震林，一有时间就跟他讲革命道理，告诉这项工作怎么做，怎么开展调查研究，怎么发动群众等。谭震林脑子灵，一学就会。不久，毛委员又选派他去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参加学习。谭震林如蛟龙入海。在这一时期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军事技术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他还跟随毛泽东先后参加了遂川和新城战斗，在战斗中经受了考验。同时，他利用战斗间隙，深入到古城、茅坪、九龙山、遂川、新城等地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摸索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的经验。1928年10月，在宁冈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19人被选为委员，谭震林被选为特委书记。为了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党的思想队伍建设，谭震林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并亲自给学员们上课。另外，他还正确处理了“土客籍关系”，有力地增强了湘赣边界党组织和红军的内部团结。“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着反动武装回到了宁冈茅坪，客籍人受害尤为严重。10月，红军回归根据地，这一带客籍人感到出头的日子到了，土、客籍矛盾激化起来。当时谭震林疟疾发作。一天，突然听到屋外有哭喊喧闹声。原来，袁文才率一个排抓捕了离茅坪五里路远的茶源村靖卫队大队长尹其中。可尹其中瞅个机会逃了，袁文才就把尹其中的小老婆和村里的四十多名土籍群众一起抓来，还嚷嚷着要杀掉他们。谭震林问清实情后，说服袁文才，放了这些无辜的群众，平息了这场土客籍矛盾风波。从此，土、客籍人逐步加强了团结，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共同对敌。

　　然而，井冈山究竟太小，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夺取更大的胜利，毛委员带领红四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来到赣南闽西地区。

　　谭震林在闽西一待就是十年，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29年8月间，为了扩大红色区域，消灭驻上杭城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部，中共闽西特委和上杭县委作出决定：集合当时在上杭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攻打上杭城，并由傅柏翠、谭震林、刘端生组成攻城指挥部，设在城郊东门潭头“风云渡”。调集的武装有：谭震林率领的红四军四纵队七支队的两个大队;傅柏翠率领的北路各区游击队、县独立团、县赤卫队;李立民率领的东路各区游击队，共有五六千人，号称“八千人马围攻上杭城”。

　　上杭县，始建于宋淳化五年，因昔上可通航、下有鱼矶，舟楫不通，杭与航同义，故名上杭。县治于宋乾道三年始迁郭坊。上杭城的城墙足有三丈多高，始筑于宋端平元年，后经历代十几次扩建和修建，愈趋坚固。再加上上杭城南临汀江，北靠渔塘，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

　　谭震林当时虽然觉得地形于我不利，而且攻城的兵力太弱，没有取胜的把握。但他仍执行了特委和县委的决定，积极地做好战前动员，鼓励战士们奋勇攻城。

　　8月17日，红军和赤卫队发起攻击，把上杭城四面围困。敌军忙关闭城门，凭借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刚组建不久的革命武装缺乏作战经验，久战不克，围敌3天后，斗志渐渐松懈。敌军乘虚冲出上杭城，革命武装抵挡不住。傅柏翠、谭震林连忙下令后撤。四纵队七支队撤回塘下。

　　在此七八天后，上杭县委又组织各路赤卫队第二次攻打上杭城，又未奏效。

　　朱德率领的二、三纵队返回闽西后，红军的兵力大为增强。朱德应上杭县委和闽西特委的要求，决定集中全军的力量第三次攻打上杭城。

　　当时，四纵队的司令部设在上杭白砂。谭震林召集干部、战士开战前动员大会。正巧，毛泽东也来到了白砂。听说部队在开会，毛泽东就赶到了会场。会场里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谭震林在前面大声地讲，毛泽东不想打扰，就在后面悄悄地坐下来，静静地听谭震林讲话。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严肃地对谭震林说：“你刚才的讲话总的看，很好，但是有一句话不妥当!”

　　“哪句话不妥当?”

　　“你说，‘打下上杭城，城里什么东西都有，部队放假三天，可以上街大买东西。’部队进城，纪律应该更严格。你带部队进城后是这样干的?我带兵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这件事情，给谭震林非常深刻的教育，不管在什么地方，办什么事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在革命的征途上成长很快。他经常对身边的战友和亲人说：“毛主席是非常严格的，你一讲错一句话他都要批评的。”

　　谭震林不仅作战勇敢，足智多谋，而且还识人善任。

　　红四军第四纵队时，谭震林在这支新成立红军队伍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笑着问他：“四纵队靠什么起家?”

　　谭震林很风趣地回答：“把政治上坚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来，把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纵队不就有战斗力了吗?”

　　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他身边有位爱将，叫韩伟。早在1927年1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是县政府主席，韩伟是警卫排长，负责县政府警卫工作，他俩时常在一起。韩伟喜欢谭震林那种谦虚认真的工作作风，特别尊重谭震林;谭震林也非常信任韩伟，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1929年，红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前委机关和军领导险遭不幸，为加强前委的保卫工作，毛泽东亲自指派谭震林组建主要负责警卫工作的混成大队，并兼任大队党代表。谭震林立即举荐韩伟担任该大队副大队长。1930年，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不久，就把韩伟从团长提拔到师长。

　　1931年11月19日，太阳初升，朝霞笼罩着赣南东部重镇瑞金。宛希平起了个大早，然后胸前佩戴“大会代表”证章，喜洋洋地和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起从帐篷里出来，朝叶坪村里的一座谢家祠堂走去。

　　谢家祠堂又高又大，始建于明朝，木柱、木壁都已变成棕褐色，今日却热闹非凡。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正中挂着一面红旗，旗上缝着一颗黄五角星和斧头镰刀图案，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为列宁像。挂着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主席台前大木柱间扎着三道彩门，悬空挂着彩球，中间彩门上嵌着金色五星，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左边和右边台柱上有一幅对联：“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上下厅内挂满了三角彩旗，“拥护全苏大会”、“工农当家作主”的条幅标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这天，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第十三天。在前几天的会议中，代表们表决通过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法令。进入会场后，代表们依旧像往常一样，在入口处的台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按序坐到厅内的木条凳上。八时许，当日大会主席团值日主席周以粟、梁柏台、曾山、陈正人等走上主席台。片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以粟宣布：“今天进行大会选举。”接着，会务工作人员将63名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简历逐个作了介绍。选举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对63名候选人逐个举手表决。最后，周以粟宣布：“6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他的话音刚落，雷鸣般的掌声顿时响起，持续了十几分钟。

　　紧接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以全票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站起来，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他朝大家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过去我们只会种田，会做工，后来学会了打仗，现在还要学会治理国家。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的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实现广大工农群众的意志，是苏维埃国家权力机关的唯一源泉。”

　　会后，毛泽东备了茶水热情地招待宛希先、陈绍冬和原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士兵代表陈士榘一行。

　　大家兴奋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紧紧地抓住谭震林和陈士榘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你们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取得的经验，在广大苏区和革命根据地遍地开花结果了，真正是‘星火燎原’。”

　　“那么，茶陵的工农兵政府与现在的苏维埃究竟有哪些不同?”陈士榘问。

　　“以前在茶陵建立的工农兵政府，是目前苏维埃政府的雏形;现在的苏维埃政权是长大了成熟的工农兵政府。以前我们没有经验嘛，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毛泽东笑着，侃侃而谈，“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机构组成。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陈绍冬问：“那么这个政权性质是……”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

　　谭震林说：“我们这个红色政权是代表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说：“对，所以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都是保护广大人民利益的。”

　　“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这些写进法律，很好!” 宛希先兴奋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说：“还有，在民族利益方面，我们一定要自尊、自强、自立。在成立大会上，我要庄严地宣布中华民族必须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

　　谭震林说：“那么说，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在中国驻扎，都是非法的。”

　　毛泽东说：“对!在苏维埃共和国领域决不允许，所以我们领导工农红军要向日军宣战。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

　　“那太好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陈绍冬兴奋搓着双手，激动不已。

　　毛泽东提起笔，说：“我写几个字，送给你们!”于是欣然挥毫，写下：“日出东方!在世界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最新诞生的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谭震林双目凝视毛泽东的题词，激动得热泪盈眶，多少代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37

　　中华苏维埃在瑞金一成立，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连忙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从一九三0年起到一九三二年间，敌人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四次“围剿”，前三次在毛主席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打运动战的方法，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左倾路线把持了中央，毛主席虽然离开了军队，但影响还在，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军基本上还是采用毛主席的打法。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

　　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谭震林带领的闽西红军打了几个大胜仗，扩大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六月，福建军区成立，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委。军区创建人民武装体系，成立了“岩永杭”、“汀武连”、“宁清归”三个军分区;办了随营学校和培训骨干的教导队;建立了后方医院及三个分院;在上杭办了被服厂，在长汀办了兵工厂;政治部成立了宣传队、报社，出版《红色战线》报及《军区通讯》等刊物，编印政治、军事教材。

　　福建军区组织了专门工作队做扩红工作。在扩红工作中，谭震林发现上杭白砂的妇女在动员丈夫参军参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就及时总结并推广白砂的经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与福建军区联合制定了红军家属优待条例，颁发红军家属光荣匾，使许多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纷纷送亲人参军。据当时苏区报载：“仅1932年5月全省扩大红军就有4000多人，六七月扩大2000余人，八九月又扩大红军9000余人。”闽西红军空前壮大起来，除原有独立第7师外，又建立了红军第8、第9、第10独立师。原有的区中队上升为县独立团，区又成立新的游击队。

　　谭震林治军有方。

　　1932年秋，他亲自主持福建军区“比武大会”，独立第7师师长陈树湘与独立第8师师长韩伟出阵比武，打成平局。

　　谭震林笑着对大家说：“师长同师长打成平手，要知输赢，就看哪师的战士过硬啰!”

　　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奋力拼搏，各不相让。

　　第二年夏天，谭震林组织军区机关和部队在上杭举行为期四天的运动会，项目有赛跑、跳越障碍、劈刀、抢山头、打拳、篮球、实弹射击等，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

　　谭震林深得毛主席运动仗的精髓，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了敌人对闽西苏区的多次“围剿”。

　　毛泽东在上杭会晤张鼎丞和谭震林，共商闽西军民配合东路军攻打漳州的作战部署。

　　尔后，谭震林与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在闽粤边的上杭、武平地区加强警戒粤敌，保障东路军的安全。

　　敌人不并甘心他们的失败，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以后，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根据计划，何应钦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

　　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又进行了赣州、漳州、水口、乐宜、建黎泰和金资等六次进攻战役，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红一方面军发展到三个军团、四个军，总兵力约七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下，红军主力活动于黎川地区。当时，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国民党军，并拒绝周恩来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正确意见，强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城。红三、红五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斗打了一天一夜，未能突破防御。

　　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令守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急令驻南城的第二十四师驰援，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周恩来、朱德识破了敌人的诡计，立即向中央建议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将方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并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以南东渡抚河，吸引敌人主力向黎川方向前进。

　　陈诚被红十一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遂以第一纵队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东进，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在黄陂、河口地区会合后向红军进攻，并堵截红军归路。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敌人部署后，决定集中主力，以伏击战求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部署是：以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隐蔽集结于大坪、蛟湖地区，伏击敌第五十二师;以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隐蔽集结于霍源、西源地区，伏击敌第五十九师。敌军两个师分南北两路东进，当其到达红军预设战场时，红军突然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大部歼灭，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战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

　　陈诚吃了败仗，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并调并调整部署，将三个纵队改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前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周恩来、朱德以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开展活动，摆出要保卫广昌的姿态，吸引中路军前纵队加快南进，以拉大其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同时率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中路军后纵队。陈诚再次上当，以为红军意在保卫广昌，即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第五师配属前纵队指挥。

　　1933年3月20日，敌中路军前、后两纵队相距已近五十公里。红一方面军总部抓住这一极为有力的战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敌人后纵队第十一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然后集中主力一部分由东向西，一部分由西向东进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十一师大部。至此，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此役，红一方面军抵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取得黄陂、草台岗两仗的胜利，共歼国民党军近一个师，俘一万余人，缴获各种枪一万余支，创造了红军战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谭震林创建了主力红军与各级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反复动员人民，积极训练新兵，开展比武活动，优抚红军家属，仅军区建立之初的四个月内就“扩红”11000余人，不仅壮大了闽西地方红军，还为中央主力红军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

　　1933年1月，谭震林指挥独立八师及上杭地方武装，冲锋陷阵，歼敌两个连，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第一次大胜利。

　　第八师师长韩伟端着缴获的机枪去报告时，谭震林高兴地称赞道：“我们的地方武装也能打硬仗啰!”

　　4月7日，敌十九路军向长汀南阳大举进犯。谭震林亲率千余人抄敌后路，行至杨梅崃时同敌军狭路相逢。

　　谭震林当即命令部队：“只能向前进，不能向后退!”

　　红军迎头痛击，敌军惨败。后来，谭震林又指挥红十九军设下埋伏，杀伤敌1000余人，俘敌400余人。

　　当月《红色中华》报以《打塌十九路军七团》为题，报道这场战斗：“我军英勇冲锋，将敌人七团之众，完全击溃。”受此严重打击后，敌军被迫退守，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十个纵队近三十个师兵力加紧进攻，结果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作出放弃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长征。

（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