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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邦散文赏析 ▎下乡记

编辑:张可杨 时间:2020-04-09
导读: 刘克邦,文创一级,高级会计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下乡记

文/刘克邦

 1989年湖南省省直机关下乡工作组桂阳小组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右四为本文作者)

 “快看,写你的!”那是1990年3月在娄底检查财政收支的时候,忙碌了一天,刚进招待所房间,一位同事捧着一张报纸,兴致勃勃地闯了进来。

 我接过一看,是当天的《湖南日报》,只见上面一篇报道,醒目的标题是: “他‘真像土改那时的好干部’”,下面还有一行副标题:记省财政厅监察处副处长刘克邦。

 顿时,像煮开了一锅汤一样,同事们纷纷围拢上来,争抢着,诵读着,为我高兴,欢欣雀跃。

 是啊!那是一段多么令人难忘的生活!打开记忆的闸门,思绪把我带回了那下乡的日日夜夜、事事桩桩......

受命

 1989年,元旦刚过,主管人事的赵副厅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小刘,祝贺你!组织上决定提拔你为财政监察处副处长了。”

 太突然了!晋升提拔,在此之前我是连想都没想过的事。一阵激动,竟说不出话来。

 “同时,厅党组研究,派你随省直机关下乡工作组到桂阳农村工作一年。”紧接着,他又宣布了一条决定。

 “......”

 “有困难吗?”见我低头不语,赵厅长直盯着我。

 提拔、下乡,信任、重托,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沉思片刻,我抬起头,语气坚定地回答:“没有困难。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当时,我的孩子未满四岁,爱人是湖南绸厂的一名挡车工,一天八个小时工作满负荷运转不说,最让人头痛的是“三班倒”轮换,今天白班,明天中班,后天晚班,生活不成规律,家里没人照顾,要说没有困难,那全是假话。

 听说我要下乡,一家子既高兴又忧愁,高兴的是我受到了组织上的青睐和器重,有幸从厅机关中众多青年干部中脱颖而出,被挑选委以重任;忧愁的是我下乡去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既要忙于工作又要操持家务、本已疲惫不堪心力憔悴的妻子肩上,尤其是幼小稚嫩的儿子很快就要上幼儿园了,虽然可以减轻平日需要时时照看他的负担,但每天送去接回又成了新的问题。

 要走的头一天,一直以来十分支持我工作的妻子特意请了假,进商店,跑菜市,备这备那,忙上忙下,为我的出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打点好了衣物、被子、蚊帐、提桶、茶杯等一应生活用品。望着她一声不发,终日辛苦操劳的背影,我的心好一阵难受。自打结婚以来,为了工作,我三天两头隔三岔五地就往外面跑,且一去就是上十天、个多月,甚至更长时间,家里的事全由她一个人扛着,也够辛苦的了。我这一走,她的压力就更大了。我理解她此时此刻的心情,对她有着深深的歉疚,心里充满着对她的恩爱和感激之情。

 只有那纯真可爱尚不懂事的孩子,悄悄地走到我的身前,扯着我的衣角,仰着头,一个劲地问:“爸爸,你要到哪里去呀?你不去好啵?”问得我心里酸酸的,涩涩的,不知道向他说什么好。

 那一晚,我与妻子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往路

 早春二月,烟雨蒙蒙,寒气未消。在单位领导和亲属们的千叮万嘱、惜惜相送下,我与省直机关8个厅局的29位同伴登上一辆披红挂彩、光亮整洁的大客车,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走之前,省委专门为我们开了一次欢送大会,刚刚上任的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孙文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要求我们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不要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到了基层以后,要虚心向基层同志学习,和当地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多办实事,干出好的成绩来。

 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如雷贯耳,如沐春风,让我们精神振奋,备受鼓舞。

 一路上,大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踌躇满志,互相勉励,描绘着、展望着即将开始的新的生活。

 到了桂阳县,已近黄昏时分。车刚一停下,县里等候在招待所门口的同志就迎了上来,“欢迎!欢迎!”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帮着撑雨伞,卸行李,提箱子,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真有一种宾至如归、暖流全身的感觉,在车上颠簸了一天的劳累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

 晚上,县委、县政府设晚宴款待了我们,大家同桌共餐,欢聚一堂,县委书记刘学文、县长钟亦京分别讲话,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的组长、省农科院科技处处长肖庆元致了答谢词,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我这个当副组长的也只好硬着头皮站起身来瞎掰了几句,代表工作组的同志表达了决心。

 随后,大家举杯共庆,互相祝愿,感情融洽,气氛热烈,充满了友谊和激情。

 第二天,大家参加了全县三级干部大会,齐刷刷地坐在县委礼堂的前面两排,一阵介绍和鞠躬答礼以后,算是正式成为县里的一员,悉心聆听了县领导的经济形势和工作部署报告,认真参加了落实措施的分组讨论,对全县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体会到了省直机关与县乡之间工作情况的巨大差异,也深感到这次下乡工作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晚上,县里举办了一场隆重、盛大的联欢晚会,文艺工作者登台表演,吹拉弹唱,说笑逗乐,翩翩起舞,把最拿手的好戏最精彩的节目奉送给我们,热情地欢迎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节目一个连着一个,歌声一曲接着一曲,丰富多彩,精彩纷呈。

 高兴至极,主持人一声喊,“我们一起来吧!”话音刚落,大家纷纷离座,接踵而上,欢欣雀跃,载歌载舞,一时间舞台上分不清哪是演员,哪是观众,哪是主人,哪是客人。

 大家尽情地唱呀,跳呀,拍手啊,欢呼啊,兴高采烈,欣喜若狂,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安营

 工作组与县委、县政府商定,肖组长和一名年青同志留在县里,其他28位同志分别安排到12个乡镇。见浩塘乡是全县农业综合开发的重点乡,我想有所作为,主动要求去了那里。

 就这样,我、小范和小朱,与乡党委书记、乡长见面以后,爬上了乡政府仅有的一辆小四轮货车。

 小范,来自于省劳动厅,一个皮肤白皙、眉目清秀的小伙子,轻声细语,彬彬有礼,让人觉得稳重踏实、可信可靠;小朱,则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学门,分配到省农科院区划所的年青姑娘,身材苗条,小巧玲珑,虽称不得十分漂亮,但活泼开朗、清纯可爱。

 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暗自庆幸,能与两位如此优秀的伙伴走到一起,携手并肩,共同战斗,是一种缘分和福气。

 车子轰啊轰地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在路面狭窄、崎岖不平的乡路上爬行。越往前走,越是一片荒落凄凉,光秃秃的山岗,矮矬矬的茅屋,衣衫褴褛的老人,瘦骨嶙峋的孩童……

 80年代末了,还有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心沉甸甸的,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落在肩上。

 二十多公里路,车子竟开了近半个钟头。

 “到了!”顺着司机指的方向,只见左前方山岭处稀稀散散一片茶林,茶林边上有一长溜房子,灰墙灰瓦,旧门旧窗。

 西边一头,扎在山坡的低洼处,有上下两层,算是房子的主体部分;东边一头,与主体部分的二楼相连结,顺着山势延伸开去,平房不像平房,楼房不像楼房,前不挨村,后不巴店,孤零零地立在半山腰中,显得十分萧条冷清。

 “这是乡政府机关?”我们满怀狐疑,有点不敢相信。

 “是的!这就是乡政府!”司机肯定地回答我们。

 车子一拐弯,几蹦几跳,在那排房子前的土坪中停了下来。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省里的干部来了!”乡干部早有准备,一个个簇拥上来,车前车后,帮着提这搬那,把我们迎进了屋子。

 乡政府房子紧缺,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左挪右调,为我们腾出了两间小屋。我和小范是男子汉,理所当然住进了靠东头避静处一间低檐矮墙、窗户通透、不足十平米的平房,小朱则被安排在西头一楼靠中间一间稍好的房子里,算是对女同志的一种特殊照顾。

 在乡干部的帮助下,我们清扫了房间,搭起了床铺,搬进了小桌,摆放好生活用品,忙乎了一整天,算是安下家来。

 之前,我们对这里的情况已有所了解,知道这里条件艰苦,工作难做,任务艰巨,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身临其境、所见所闻,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这里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乡政府财力匮乏,经费开支困难;乡村干部思想波动,纪律松弛,自由涣散,工作不力;山村民风强悍,宗派势力抬头,打架斗殴伤人流血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计划生育、粮食征购、农业税收缴任务的完成在全县排名靠后。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堂堂的乡政府机关没有电源供应,晚上照明靠一台老掉牙的柴油发电机维持,噪音大,成本高,电压低,灯光微弱,且经常因机器故障无法发电,干部家属只好摸黑度夜。没有自来水供应,吃水用水要到乡机关山坡下近三百米远的水田中间一口浅井里去挑,春涨夏枯,水质差,既不卫生又不方便。

 机关住地偏避,没有集市,也没有商店,小东小西尚可到不远处公路边一家小卖店去买,但大多数生活日用必需用品和物资则需乘车上县城,或者是等逢五逢十赶集时到八里之外的圩场采购。

 乡干部告诉我们,他们平常很难吃到一餐新鲜蔬菜和猪肉,总是靠炒鸡蛋、打酸菜汤下饭......

 见此情况,小范皱起眉头,一脸愁云,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小朱竟哭了起来。

 三人中,我年纪最大,又是工作组的负责人,在这关键时刻,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思想情绪和精神斗志。我可不能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当狗熊啊!我暗自提醒自己,要做出表率,接受困难的挑战。

 我与他们两人促膝谈心,交流思想,谈组织的信任,谈人生的奋斗,鼓励他们珍惜这次难得的锻炼机会,挺起胸膛,接受挑战,经得起考验。

 一席话,点亮了他们心中的明灯,使他们豁然开朗,丢掉一切私心杂念,增添了战胜困难安心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乡政府机关没有食堂,我们不愿增加他们的负担,悄悄地去县城购置了煤炉、炊具和碗筷,采买了油盐柴米菜,自己动手办起了小食堂。

 考虑到我们需经常下村组工作,回乡时间较晚,且各去一方,有早有迟,难以碰在一起同桌共餐,我们又从县城买来饼干、方便面、麦片、榨菜、辣酱之类的简易食品,以防挨饿受饥,亏待了肚皮。

 乡政府的发电机老化,毛病不断,加上乡财政困难,经费开支捉襟见肘,拿不出钱来购买柴油,机关里停电是常有的事,我们准备了手电筒、蜡烛、煤油灯,以备晚上做饭、洗衣服、上厕所和看书学习照明用。

 这里文化设施几近空白,文化娱乐生活匮乏,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场电影,有买了电视机的,但就像聋子的耳朵——只是一种摆设,打开电视机,呈现在荧屏上的,不是波涛滚滚,就是雪花飘飘,邮递员送来的报纸,也是个把星期之前的,上面的新闻早成旧闻了。我们托人从长沙捎来了收音机、书刊、象棋等,于工作闲暇之余、夜深人静之时,听听广播,看看小说,读点文章,写点心得,或在楚河汉界中厮杀一阵,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不至于百无聊赖,寂寞难熬。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慢慢地适应过来。

 虽然生活苦了一点,单调了一点,但我们以苦为荣,苦中求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倒也感到十分充实而又意义。

交心

 安下身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熟悉情况。

 我与小范、小朱听取了乡党委、政府的情况介绍,逐家逐户走访乡干部及其家属,爬山涉水走遍村村组组,与村干部和村民亲切接近,交心谈心。

 一个多月时间的调查了解,听到最多的、反映最强烈的是乡党委主要领导闹思想情绪,敷衍塞责,工作不力;乡干部纪律松弛,自由涣散;农民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干群关系紧张。

 我们三人在灯光下,聚在一起,交流情况,查找根源,研究对策,确定了要抓好全乡的工作,首先要从乡机关入手,全体乡干部必需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履行工作职责,转变作风。

 我们深知,要解决乡干部的作风问题,重点要解决“一把手”思想问题。

 第一次约那位领导谈话,就碰上软钉子。

 “没什么好说的!我就这个样子!”一听说要与他谈思想问题,话没有说两句,他就气鼓擂擂,车转身就走了。再找他,不是说没空,就是说身体不舒服,一个劲地躲避着我们,甚至连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安排也不闻不问。

 受到如此冷落,小范、小朱气愤起来,要把这一情况报告县委领导。我虽然心里也觉得不是个滋味,几次都想发作,转而一想,还是冷静下来。一方面劝导同伴,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方面思忖着如何与他勾通,化解他心头上的结......

 从多方面了解到,他是一位多年的老干部,从参加工作起,就扎根乡镇,兢兢业业,勤奋努力,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了,有着令人刮目相看的能力与作风,更做出过组织满意群众称道的成绩和贡献。日久天长,眼见得一个个与他同等资历的乡镇负责人甚至比他资历更浅年纪更轻的同志或提拔重用,或安排到县直机关工作,加上母亲年近古稀,爱人多病,生活上面临的困境,也想调进县城,图个生活方便、工作安定,曾多次找过领导,也写过书面申请,县委也曾有过妥善安排他的想法,但由于人事问题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直未能付诸实现。

 我十分同情他的境况,但作为乡里的“一把手”,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个人问题,倚老卖老,埋怨组织,明就暗抗,消极怠工,一是组织纪律不允许,二是在干部群众中影响不好,给全乡工作造成损失,于公于私都不利。

 我打定主意,一定得关心他,帮助他,使他明白过来,振奋精神,轻装上阵,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

 第二次,我独自一人上了他家,吸取上次的教训,没有触及那些敏感的话题,与他拉起了家常,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的困难,有意无意提及他过去的非凡经历和可喜成就,诚恳谦虚地向他讨教乡村工作的经验和方法,也向他传达了县委对他肯定和关注。敞开心扉,以心交心。

 随着话题的拉开,我们之间的隔阂消除了,距离也越来越近。

 那天晚上,我们两人无话不谈,越谈兴趣越浓,越谈越投机,一直谈到夜深人静……

 后来,我又多了一份心眼,记住了他爱人得哮喘病长期咳嗽不止,写信给省城的一个朋友,托他找大医院的名教授,开出良方,拣出好药,通过邮局寄了过来。他爱人服了药以后,明显见效。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有温暖,是块冷铁也会捂热的。细微的体贴,真诚的关心,感动了他的家人,也感动了他。

 一天,他来到了我的房间,我刚起身让座,他竟跨前一步,紧握我的双手,激动地对我说:“刘组长,你真是用心良苦!我想了好久好久,我好糊涂啊!真是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组织!”他话刚落音,眼泪刷刷刷地直往外流。

 “没有关系的,你的苦闷我理解,想通了就好。你的困难,上级已经了解,你应该相信,组织上会予以考虑的。”我知道,对于一个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干部,是有一定觉悟的,一切话语都是多余的,大道理他肯定都懂。

 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已完全沟通,相互的感情已融合成一团。望着他泪流满面的神情,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思想是行动的动力。疙瘩解开了,心情舒畅了,干劲也来了,他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一头扎进忘我的工作之中……

 随后,一场转变思想作风,整顿工作纪律,端正服务态度,大力倡导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做好事的热潮在乡政府机关掀起。

 党委会、乡机关党员会、干部职工会、村组干部会,多年来从未开过的全乡党员大会,一个接着一个,有条不紊地进行。

 会开了,招呼打了,纪律宣布了,工作也布置了,机关里白天睡懒觉、聊天、打牌的没有了,在家种菜、养鸡、忙私活的也没有了,乡干部一个个早出晚归,下村下组去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了,工作也开展起来了,乡机关面貌焕然一新。

送水

 一到乡里,我们发现,机关里最突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吃水用水方面的困难。

 乡机关设在山腰上,早年曾经在院子里打过一口井,在山头上也砌起了一方储水池,但是,由于经费困难,井水挖出来了,却无法送上储水池,也引不进办公室和干部家中,改水工程半途而废。干部家属们只好继续下山挑水,春来秋去、夏热冬寒,年复一复、日复一日,大桶小桶挑水不止。

 五六十斤的担子,六七十米的坡路,年轻力壮当然不在话下,但年迈的老人、纤柔的妇女和稚嫩的孩子可就作苦了,要从山下挑一担水上来,五步一停,十步一歇,踉踉跄跄,摇摇晃晃,气喘吁吁,累得不行。若遇上刮风下雨,坡陡路滑,就更苦不堪言了。

 还有,这口井,处在稻田中央的水沟边上,与其说是一口井,还不如说是一个蓄水坑更为确切。一到下雨天,山沟里雨水自上而下,漫入井中,泥沙俱下,一片浑黄;干旱季节,水源枯竭,水位下降,桶子下去,用力稍重一点,就会搅得井底沉渣泛起,一股腥臭扑鼻而来。

 但独此一井,别无选择,干部家属只能照用照饮不误,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威胁。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

 我们一合计,决定无论如何要帮助乡机关解决好的吃水问题,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安心工作。硬着头皮,找到县财政局。黄局长听我诉说一番以后,十分同情浩塘乡机关的吃水困难,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就向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请示。副县长很爽快,当即批准同意给予浩塘乡安排改水经费。

 经费来源解决了,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

 从财政局出来,车转身又来到了县计委。无巧不成书,县计委主任竟与我是省财校八O届毕业的同学。扯上这层关系,一切都好说了。老同学大笔一挥,购买自来水管的钢材指标捏在了我的手中。

 趁热打铁,我与乡里的同志一道,跑银行,把钱汇到乡财政所账上;进物资仓库,将钢材、水管、三通、龙头等供水器材拖了回来。

 随后,我一头栽进改水工程中,测量、设计、掏井、修水池、铺水管、架机器,跑上跑下,忙前忙后,一项项、一桩桩,亲自过问,亲自动手,起早摸黑,日以继夜,一身油污,一身汗渍,惟有一个心愿,早日完工,将水送入家家户户。

 井掏深了,池子修复了,管道铺好了,水泵安装好了,大家围在井口边上,息声屏气地看着农机员摇动着发动机器的铁杆手柄,只见得连接着水泵的柴油机一阵抖动,“突、突、突”地转动起来。

 不知道是水,还是机器,向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水泵转悠了半天,只打雷不下雨,一滴水也没有抽上来。

 停机,灌水,启动,再停机,再灌水,再启动,反复多次,折腾了大半天,累得农机员满头大汗,井底下那潭清水像故意与我们作对似的,无动于衷,依然在井下静静地躺着,怎么也不肯上来。请来技术人员,一查原因,才知道是井太深了,水泵扬程功率不够。

 第一次引水就此宣告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我与一名乡干部即刻赶往县城,去采购高扬程功率水泵。到了县城,走街串巷,四处打听,都说没有这种水泵供应。我们转身就往郴州跑,郴州亦如此,所有的物资商店和仓库都没有货。

 “到长沙去!”我果断作出决定,马不停蹄风尘仆仆直奔省城。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沙,我顾不上在家休息一天,享受一下与家人团聚的温馨和快乐,与同行的乡干部一道,从东城跑到西城,从南门蹿到北门,一条街一条街地寻找,一家商店一家商店地询问,所看到的水泵不是流量小了,就是扬程低了,要找到一台符合乡机关抽送水要求功率的水泵还真不容易。

 眼看着太阳逐渐西斜,想着大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我们把水泵购买回去,我们无心欣赏五光十色的街头美景,也忘记了去填补一下早已空空如也的肚腹,寻啊,找啊,问啊......

 终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在建湘南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子找到了合符要求的水泵。

 望着那既笨重又结实的“铁机器”,我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不由得喊出一句:“兄弟,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高功率的水泵拉回来了,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把它安装了上去。随着柴油机的一声轰鸣,水泵欢快地转动起来。

 顷刻间,一股清澈澈、凉沁沁的地下水从深井里抽了上来,顺着水管流啊,流啊,流进了乡政府机关,也流进了附近的乡中心完小和卫生院,更流进了人们的心田......

办电

 浩塘乡农业经济单一,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没有一家乡村企业,农民主要靠种植水稻和烤烟为生,收入来源少,生活水平低,是一个的典型的纯农耕生产乡。

 更苦了老百姓的是,农电网与这里无缘,除了个别地方有一两台耗油高、成本大的柴油机发电抽水外,大多数村组农户点不上电灯,购买的电器成了摆设,生产生活用水全靠脚踩(水车)、手摇(辘轳)和肩挑。

 对于这里来说,农业现代化几乎是天方夜谭、海市蜃楼。

 全乡共有14000亩水田,有近一半是靠天吃饭,虽然有两条小河穿过境内,但河床高,水位低,没有电,有水抽不上,年年受干旱威胁。每当稻禾抽花扬穗需要“过田水”的时候,如果天老爷不恩赐下雨,村民们站在河岸上干着急,眼睁睁望着辛苦劳作半年的成果化之东流。

 当地有一首民谣:“水在河中流,人在家中愁,田中禾苗枯,只有跑郴州(外出做生意)。”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与乡党委、政府领导一商量,决定把解决全乡的缺电问题作为首项工作来抓。

 借着省委工作组的牌子,利用在省直机关工作的优势,我们进县城,上地区,跑省里,上下联系,多方汇报,诉说困难,争取支持。唯有一个心愿:把电引进浩塘乡,造福群众。

 我们的努力感动了“上帝”,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得到了各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就近从大电网接线、兴建变电站的项目批复下来了,财政安排50万元农网建设补助资金的计划也列上了,剩下的就是30万元自筹资金的落实。

 虽然国家补助占大头,自筹部分是小头,但乡里集体经济是一张“白纸”,没有收入来源,乡机关本身经费开支和工资发放都成问题,完全没有可能挤出钱来支持办电,筹措这笔数额不小的资金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大难题。

 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怎么办?

 在乡党委扩大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来讨论去,拿不出一个主意。

 这时,有人提出来:“没有钱,就不搞算了。”

 “不行!没有电,浩塘就没有出路。为了全乡的老百姓,也为了我们自己,这个电必须办下去!”见有人打退堂鼓,我有点急了。

 还是书记冷静,摆摆手,“别着急,电肯定要办的,大家再想想办法。”

 坐在一边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党办秘书老张一直低着头,不吭一声。“老张,你说说看?”我两眼盯着他,一动不动。

 张秘书抬起头来,慢条斯理地说:“经过工作组的一番努力,上级十分支持我们办电,这个机会决不能错过。办电是全乡人民的事,理应由大家共同承担。我建议,全民负责,集资办电。”

 好办法!大家异口同声,一致赞成。

 就这样,一场集资办电的战斗打响了。

 然而,集资工作不是想像中的那么简单,进行得十分艰难。

 乡干部进村入组、逐家逐户上门做工作,宣传办电的意义,发动群众集资办电。群众都知道,生产要发展,生活要提高,办电至关重要,但由于种种原因,真要从并不宽裕的家境中拿出一笔钱来,却不是那么一件干脆爽快的事情。

 在集资中,有积极响应,及时取出储蓄,卖猪、卖粮,或者是向亲友借钱交款的;也有思想不通,等待、观望,通过耐心细致工作才兑现的;还有家境窘迫、经济拮据,确实有困难拿不出的;更有调皮捣蛋,搅浑水,耍赖皮,唱对台戏,抗拒不交的。

 一个月下来,大家口说干了,腿跑痛了,还只完成集资任务的一半。特别是个别“老大难”村,干部进去以后,任凭你苦口婆心说长论短宣传解释做思想工作,就是不买你的账,不仅拖了全乡集资的后腿,还会影响交款积极的村组。

 如此下去,也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才能把钱凑齐?

 光着急是没有用的。我与书记、乡长商量,决定调整力量,突击那些收不上钱的“老大难”村。

 元山村是一个地处全乡中心、交通便利,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大村,虽然驻村干部是一个责任心强有能力有魄力的同志,为了督促该村完成集资任务,早出晚归,废寝忘食,费了不少心思,花了不少力气。但由于干群关系不融洽,群众抵触情绪大,除了村干部和为数不多的几户村民交齐了款以外,尚有四五百号人无动于衷,分文未交,成为全乡完成集资任务倒数第一的村。

 一听说这情况,我毅然决定,去元山村看看。

 到了那里,我没有急于组织召开动员会,向村民催交集资款,而是要村干部带路,走进一户户村民家中,拖一把农家小椅,喝一壶农家清茶,与村民同桌共餐,听村民诉说衷肠。

 几天时间,我走访了全村几乎所有人家,了解到村民不愿交集资款,是对乡供销社在收购该村村民烤烟时,因收购等级问题双方发生争执,供销社竟以收购秩序混乱局面难以控制为由,断然关门,拒收该村村民的烤烟,村民几经向乡政府反映,始终得不到解决有意见。

 在桂阳,许多农民都有种植烤烟的习惯,当时,政府规定烤烟收购实行“一条鞭”管理,只能由供销社独家专营,不允许任何单位任何个人私自交易。供销社不收烟了,村民辛辛苦苦一年,种植、薰烤的烤烟变不了现,生产成本得不到补偿,生活费用断了来源,莫说没有经济条件集资,就是有钱也不愿意交款。

 这怎么行!在一户村民家里吃过晚饭,我急匆匆地赶回乡政府所在地,找到供销社主任,思想工作和行政命令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情理并用,与其达成了“君子协定”:由乡政府承诺,确保收购秩序正常,不出乱子;由供销社组织,马上开秤,按质论价,收购元山村的烤烟。

 而后,我又连夜赶回元山村,在村中心的草坪里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通报了与供销社达成协定的情况,明确了村组干部职责,要求大家积极配合,服从安排,遵守秩序,保证烤烟收购顺利进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早早来到了烤烟收购点。这时,元山村家家户户男女老少肩挑车拉着烤烟陆陆续续来了,并按照昨晚大会安排的次序自觉地在收购站门口排起了长队,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也按时打开了仓库的大门,架起的台秤,一声喊“收烟了”,队伍一阵蠢动以后,一副副烟挑子秩序井然地向前移动......

 一个多月前,在这里,收烟人和卖烟人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和磨擦,双方尚心存芥蒂、怨气未消,一个个神情严肃,默默无声。

 我守候在台秤旁,严密地注视着场面上的动向,一旦烽火再起,及时制止,以防收购再度中断。

 一天、两天、三天.....我按时到场,一步不离,既当“警察“,防止个别村民无理取闹、寻衅滋事,又当“督导官”,监督收购工作人员公平、公正验级、评级。

 在我的监督下,验质,评级,过秤,算价,开单,付款,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望着村民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抱着、搂着、抬着一捆捆、一袋袋加工精细、包扎整齐、金灿灿、亮闪闪的烟叶而来,笑容满面、心满意足地攥着、数着、挥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晃荡着空挑子悠哉游哉而去,我像喝了蜜糖一样——甜沁了。

 村民的烤烟出手了,腰包里充实了,自然而然心情也高兴起来。

 水到渠成。一声号召,大家踊跃交款,元山村的集资任务就这样一户不拉一分不少轻而易举地完成了。

 乡干部不由得一声赞叹:“刘组长真神啊!”殊不知,我为此绞尽了脑汁,累得一身疲惫不堪。

 “老大难”堡垒攻破了,其他村组也捷报频传,通过大家的艰苦努力,30万元的自筹资金全部筹措到位,上级的补助资金来了,电气设备材料来了,工程技术人员也来了,变电站和线网工程即将动工,浩塘乡由来已久缺水少电问题将成为历史。

 村民们齐声称道:乡政府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

开闸

 金秋7月,正是农村紧张繁忙的“双抢”季节。

 浩塘乡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全部出动,迎着酷暑,顶着骄阳,走出村口,踏上田头。

 割禾,脱粒,装箩,挑谷,把金灿灿、沉甸甸的稻谷抢收回来;然后,牵着牛,背着犁耙,或开着跳蚤般的拖拉机,在刚割过稻子并灌了水的农田里,把乌黑的泥土一垄垄掀它个底朝天,破碎,翻动,整平,几道工序以后,再将一束束嫩绿的秧苗装点在平展展、肥腴腴、水汪汪的农田里......

 一片片绿色的希望,在乡坳田野中飘荡、飞扬!

 正值大家夜以继日、热火朝天抢收抢插的时候,突然,白水冲水库飞报:闸门发生故障,打不开了。犁田、耙田要水,扯秧、插秧也要水,新的禾苗生根、成长更需要水。

 水库闸门打不开,水库里的水放不出,灌区内大留、朱美等5个村的5000多亩水田将插不上晚稻,村民心急如焚。

 双抢时节,时机若金,水贵如油,救水如救火。

 听到这一情况后,我连夜赶到现场,与乡村干部一道,组织力量下水开闸。十多个身强力壮、识水性的小伙子调来了,带着工具一拨一拨地潜下水去,皆因水太深了,太凉了,闸门栓子锈死了而力不从心,无功而返,又一拨一拨浮上水来。

 大家通宵达旦折腾了一夜,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但闸门依然纹丝不动。这样下去怎么能行?

 与乡长商量以后,我决定即刻动身,到省城请潜水员开闸。乡长见我通晚没有休息,想另派同志前往。我说我身份不同,情况熟悉,找人方便一些,还是由我去吧。乡长拗不过我,只好同意了我的意见。

 坐上乡政府那辆旧货车,从浩塘出发,直奔长沙。一路上,司机把挡挂到最高位,加大油门,把车的速度开到了极至。但车旧路远,又碰上修路堵车,三百多公里路程,还是走了十多个小时。

 到了长沙,已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之时,找到水利厅,得到的消息是他们的潜水员被派到湘北参加抗洪抢险去了,像一盆冷水从头浇下——全身凉透了。

 奔波了一天,饥肠辘辘,一身汗臭,我不甘心就此罢休,拖着疲倦的身体,忍着饥饿,找同事,问熟人,满城奔走,四处打听,了解到省桥梁公司也有潜水员。

 一个电话过去,对方答复,三位潜水员已去了郴州,也是去一座水库帮助开闸门救急,可以去那里找他们。总算有点眉目了,我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一骨碌爬起床来,急急忙忙洗漱了一下,亲了亲还在酣睡中的儿子,与妻子道了声“再见”就走了。

 当我追着潜水员的脚跟,来回奔波,几经辗转,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高高的水库大坝时,天已经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了。

 见到了省桥梁公司的三名潜水员,说明了来意,他们满口答应了我的求援,但要等第三天才能去浩塘。

 一听不能马上就去,我急了起来,好话说了一大箩,再三恳求他们速去救急。

 也许是被我的一番诚心诚意所打动,也许是经不起我的纠缠不放,他们最终还是答应明天就去。

 我仍不放心,守在他们的工作现场,等啊,等啊,一直等他们打开了那座水库水闸工作完毕以后,帮他们收拾整理,将笨重的抢险器材扛下水坝,抬到我们的车上,以此作“挟持”,以防变故,确保他们的承诺兑现。

 潜水员如约来了,到底是专业队伍,我们折腾了几天,都没能把水闸打开,他们把机器一架,潜水服一穿,背着氧气瓶,扯着保险绳,“扑通”一声跳下水去,不到一个小时问题全部解决。

 水闸打开了,泛着银光的清水汩汩流入农田,晚稻抢在季节里插了下去,农民们欢呼雀跃,感激万分。

 这时,我才感到往返奔波,体力耗尽,已经累得不行了,倒在床上,竟睡了一天一晚。

拓荒

 史家桥村处在县境的边缘,与邻近的嘉禾县搭界,距离乡政府机关十多里路程,这里人均耕地面积少,山多坡缓,灌木丛生,土地肥沃,适合垦荒造地,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是省里的农业开发项目区,也是县里农业开发的试验园。

 为了帮助县乡抓好农业开发,到浩塘不久,我就主动请缨,要求住到开发点史家桥村去,在那里一住就是六个多月。

 那些日子,我与县乡驻点干部一道,一起挤住在村雷支书家中,两条长凳一搁,上面架几块木板,铺一层稻草,垫上席子,算是搭起了床铺,有了休息睡觉之处。

 一张矮方桌,几把小竹椅,一日三餐,大家围在一起,东瓜、南瓜、蕹菜、白菜、和豆角轮流转,外加一碟腌制大头萝卜,四五天再添上一碗青椒炒肉,或者是榨菜肉片汤,你一箸,我一勺,狼吞虎咽,津津有味,有说有笑,无拘无束。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爬起床,胡乱洗漱一番,挨家挨户敲门,催促着村民们上山开荒造地。

 白天,与村民一道,从山脚开始,挥舞着柴刀、锄头、耙头,一步一步向山头,向灌木纵深之处挺进。烧荒,砍枝,挖根,翻土,整地,人到之处,一丛丛荆藜伏倒在地,一缕缕烟火飘然升起,一畦畦新地散发出泥土芳香。

 在新开垦的荒地上,大家挥汗如雨,越干越欢,锄坑,下种,施肥,浇水,种上玉米、花生、红薯和烤烟,也种上了一片绿色的希望。

 晚上,明月当空,万籁俱寂,我与村组干部围坐在煤油灯下,商讨规划,制定措施,审定分配上级下达的补助资金和化肥指标,研究解决开发中出现的边界划分、道路设置、劳力调配、品种安排、水源利用等等方面的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投工、投劳、投技术,精耕细作,勤于管理,讲求科学.....

 八月,一百多亩玉米一株株杆粗叶茂,一人多高了,齐刷刷、绿油油盖满了大半个山,看一眼,心都醉了。

 眼看丰收在即,就要收获了,哪知天公故意与人作对,一连半个多月久旱无雨,火辣辣的太阳当空高悬,烤得大地滚烫滚烫,稚嫩嫩、水漾漾的玉米哪受得了这般炙灼,一片片青叶耷拉变色起来。

 不能眼看着劳动成果付之东流,我们换上草鞋,挑着粪桶,与村民们一道,顶着烈日,冒着酷热,从山脚下将溪水一肩肩挑上山岗,一瓢瓢浇在玉米地上。

 坡高路窄,重力在肩,挑一担水上山,凭着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开始还不觉得,时间长了,就感到肩发痛,腰发酸,腿发软,全身乏力,寸步难行!

 我暗暗给自己鼓劲,咬着牙,坚持下去.....

 辛勤的汗水,精心的管护,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全村开垦荒地1400亩,当年见效,产花生约15000公斤、红薯近9000公斤、玉米5000多公斤、黄豆5000多公斤、烤烟900多担,村民家家丰收满仓,个个喜出望外。省委书记熊清泉到现场视察以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听说我们快要回省城了,乡村干部依依不舍,纷纷来我们屋子里探望叙别,久坐不去。

 山里山外、远村近村的乡亲们纷纷来到乡政府,一时间,把个小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有的盛情邀请再去他们那里一趟,做一回客,吃一餐饭;有的拎着花生、茶油和烤烟等农副特产送上门来,说是丰收了,不送一点让我尝尝新心里不踏实;还有的专程跑到县城,一番精心挑选,买来了他们认为最漂亮最精致最合适的脸盆、提桶、热水瓶、毛巾、袜子等生活日用品送给我,说是略表他们一片心意。

 望着络绎不绝、进进去去、朴实厚道的人们,捧着各种各样、花花色色、实在实惠的礼物,我们热泪盈眶,心潮翻滚,感慨万千,久久难以平静......

 是啊!老百姓就是这样,重感情,重情义,你奉送他点滴春雨,他定还你一片绿色的海洋。

 省、县下乡工作组驻浩塘乡全体同志合影(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

 刘克邦,文创一级,高级会计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出版散文集《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自然抵达》《心有彼岸》,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散文百家》《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山西文学》《芙蓉》《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和《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财经报》《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篇;获财政部征文一等奖、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湖南省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张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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