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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为人 真情为文 ——刘克邦散文创作论

编辑:张可杨 时间:20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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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刘克邦在湖南省第八次作代会上

真诚为人 真情为文

——刘克邦散文创作论

文/张建安

 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也是一种主情性很强的文体,作家既是生活的参与者,又是生活的认识者和发现者,在散文作品的生成过程中势必会渗透着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思考。因此,作家只有对社会、对人生注入深情,融入思想,其作品才可能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散文走向全面复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后涌现了以巴金《随想录》为代表的回忆反思散文,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历史散文,以贾平凹《商州散记》为代表的地域风情散文,以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为代表的诗性哲理散文等,一波又一波,可谓精彩纷呈!

 而克邦先生的散文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精彩:真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清新的文风。2011年,其散文集《金秋的礼物》获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2014年,散文集《自然抵达》又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他的散文作品贴近常人的心灵和生活,充满着我们这个社会所稀缺的正能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正如湖南省作家协会的颁奖词所言:“刘克邦的散文以最质朴率真的笔墨,还原日常生活的丰厚质地,发掘平凡生活中的温暖诗意,讴歌寻常人物心灵中的真善美。他的散文是对生活的温情触摸,有对人性的细腻描写,有对人生的宽容理解,有对伦理道德的敬畏与坚持,表达了人类对美好与温暖的永恒追求。”

 克邦先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对文学情有独钟。虽然早年历经坎坷,但他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几十年来,丰厚的社会生活阅历使他在脑海中储存了大量的文学信息和素材。近些年来,他将这些信息与素材演绎成了一篇篇耐人寻味的散文,虽然他写作散文的时间不算长,但他写出的优秀作品却不少。

 一、生活经历与精神成长

 (一)母亲的影响:培育了作家自强自立的良好品质。

 童年的经历对一位作家的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作家多篇作品中写到,“我”的童年是与母亲一起度过的,在这段时间里,父亲远在他乡,是母亲对“我”进行了百般呵护。母亲、小学、乡村,这几个词天然地与母爱、知识、自然等精神性事物连接在一起。

 父亲身遭厄运,给母亲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但母亲坚韧不拔地与命运抗争。在清苦而劳累的岁月里,母亲在“老师”与“母亲”两个角色之间转换,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做“老师”,她呕心沥血,尽职尽责,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落后的乡村教育事业;做“母亲”,她给儿子以无微不至的关爱,特别是培养儿子的学习兴趣,教育儿子为人处事,引导儿子朝正确的方向成长。散文《疤痕》记叙了“我”童年的艰辛,在干农事的过程中,“我”因帮别人劝架而被人误伤,致使头骨塌陷、脑袋流血,母亲在与人协商事故赔偿问题时表现了宽容大度,这种宽以待人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成长。

 《与母亲夜行山路》是一篇震撼人心的散文,黑夜在荒郊野岭的坟场边赶路,儿子在后面摔倒,母亲并没有去搀扶,只是大声地呼喊:“好孩子,勇敢点,自己爬起来!”儿子听到母亲的呼喊,仿佛有了勇气和力量,毅然坚强地自行爬起来,继续前行。不幸的是,母亲由于忘我工作而使身体严重透支,加上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母亲的精神备受打击,最终“因心力憔悴而积忧成疾,在一次上课时,母亲倒在了讲台上,不再醒来”(《与母亲夜行山路》)。母亲的去世对于“我”来说无疑是生命无法承受之痛,但是,母亲的宽厚、善良,和顽强坚韧的品质在“我”年幼的心灵里已经生根发芽。

 (二)父亲的影响:锻造了作家忧国爱民的高贵情怀。

 散文《漫漫风雪路》是一篇情文并茂的长文,作品中的叙事和抒情相互穿插,感人至深!父亲是一位善于思考、富有才华的优秀教师,“50多年前,他踌躇满志,响应祖国支边的号召,走向湘西大山。”他“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将满腔热情和宝贵的青春无私地献给湘西的百姓和山里的孩子”。可父亲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因义正词严地批评过上司而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公职,判刑服役,然后遣送回原籍湘乡农村,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劳役生涯。

 在母亲去世一年后,“我”开始与父亲一起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遭歧视、受人欺负,拾粪、割草、看牛、挖土、浇地、插秧、扮禾、修堤,当过铁匠,搞过搬运,各种体力活都干过,还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更不能忍受的是,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我”不能像同龄人那样进学校读书。为此,“我”常常一个人躲在无人之处,放声大哭!

 即便如此,苦难也没有浇灭“我”读书的愿望。进不了学校,“我”只好自学,有时偷偷到附近学校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我”找同村在校学生借课本学习,利用农闲时间到县城书店看免费书,谁家有陈年旧书就都想方设法要弄到。父亲也千方百计为“我”找中学课本,鼓励和辅导“我”学习。

 父亲遭受了巨大的冤屈,被错划为“右派”后,父亲“怀着极度痛苦的心情”,回到故乡。他“戴上斗笠,披上汗巾,脱下鞋袜,卷起裤腿,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扛锄挥镰于田间地头,与泥土、牲畜和庄稼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只能服服帖帖,迎接苦难命运的挑战!可“沉重的打击,苦难的煎熬,没有压垮父亲的脊梁。十八个年头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淡定、开朗和豁达的心态,受累不叫苦,吃亏不怨人,善待他人,乐于助人。”平反以后的父亲一边从事教育工作发挥余热,一边还关注国家大事。他经常与“我”谈及祖国统一、改革开放、法制建设和关注民生之类的宏观性话题,告诫“我”要廉洁奉公,公道正派,体察民情,其忧国忧民之心显而易见。特别是年迈的父亲居然还提出南水北调工程的设想,这让人格外震惊:“记得有一次,他写信给我,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设想,并附上厚厚一沓实施方案,包括意义、规模、组织和措施,有分析,有论述,有数据,有图解,甚至还有东线、西线两种方案的选择,要我想办法递交给时任省委书记。”(《慢慢风雪路》)可令人称奇的是,后来,“我”好奇地将父亲那封信拿出来与中央公布实施南水北调工程计划对照,没想到父亲的设想与中央的决策竟有不少惊人的相似之处,其见解和思路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员水平。

 有人说,人生在世的过程就是经历苦难的过程,一个个的苦难组成了生活的一点一滴。苦难生活中的酸楚和无奈,不仅没有压垮和摧毁克邦先生,反而给了他同困难斗争的勇气。早年艰苦的岁月是他人生的一段重要的阅历,他把这种坎坷的经历变成了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①特别是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对作家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面对苦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苦难的童年经历使克邦先生深谙平民百姓的艰难,理解他们的善良、纯朴和与世无争,作家因此而与平民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谊,以致后来作家在有了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之后,依然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敢忘记自己的过去,更不敢丢弃自己的一份责任。

 二、平民叙事与民间精神

 (一)温润的人性书写。

 克邦先生的记人叙事散文无不氤氲着一种对真善美的坚守和追求,其笔下的人、事、物,总染上一层温馨的人性美的暖色,作品饱含着对家人、同学、邻居、同事的热爱,还有对路遇的友善和对领导的感恩,行文之中充满了人性关怀和人文精神。

 《飘香的鱼汤》中的妻子为支持“我”的工作,为“我”日夜操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这篇散文中,以工笔勾勒妻子的形象:“她像冬天里的一把火,在我心中熊熊燃烧!她爱孩子,爱丈夫,爱生活,更以一颗善良、宽厚、仁爱的心对待生活周边所有的人。在我记忆中,二十多年来,她从未与人红过脸、吵过架,计较别人的差错得失,在人前背后说三道四、搬弄是非。她的品行和气度让我钦佩,潜移默化深深地影响我,使我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长进了许多。”朴素的话语中浸润着对妻子深切的爱。从冲破父母的阻力一定终身,到初建家庭的艰辛,再到教育孩子的长大成人,夫妻俩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作家的爱情正如这飘香的鱼汤,在岁月的文火慢熬下浓情四溢,亲情是真切的,是凝重的,也是理性的。《一对金戒子》写儿子的细心、明理、懂事,小小年纪能理解父母养育的不易,懂得感恩父母。

 《罗盘的主人》书写的是儿时的伙伴廖传禄,虽然与“我”因为误会产生过隔阂,但他在危险时刻毫不犹豫地救了“我”的命。作品回忆了两人之间至纯至真的情谊,在平和的叙写中蕴含着对童年伙伴廖传禄的无限思念。《一段友情的波折》记叙一个久远年代的朋友,他因为要操办婚事借了“我”多年积攒的120元钱,在我考学后急需用钱的时候,他避而不见。多年后,“我”与朋友久别重逢,朋友表达了歉疚,“我”对朋友当年的苦衷予以理解。于是,两人重新捡拾起过往的友好。透过这篇散文,我们看到了“我”的潜在形象:善良宽厚而有情有义。

 《六娭毑》写的是邻居六娭毑在妻子生产住不进医院的关键时刻,热心相助,拖着病体,与“我”一起,用担架把临产的妻子抬到到医院,让儿子得以顺利出生。文章表现了六娭毑的热情开朗和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传达了人性善良、淳朴的传统美德,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友善、温暖的正能量。在《出差途中……》记述中巴车上素不相识的姑娘在关键时刻的出手相援,让“我”和同事感受到了生活中的温暖和阳光,细腻的文字,真挚的情感,讴歌了平凡人生中普通民众的心灵美。

 《老处长》写的是“我”早年的上司,一位曾担任过中层领导的长者,他是一位南下干部,为人正直,工作认真,原则性强。因“我”从事财政纪检监察工作多年,且爱憎分明,办案得力,有幸受到老处长的赏识和提拔而得以重用。老处长一生廉洁,常常出差都是坐公共汽车,在位时从不吃请。而今,他已退休。我与同事商定,想共同办一桌酒席,为老处长祝寿——不图别的,只为一份旧时的情义。没想到,老处长竟然欣然应允,携夫人、子女如约赴宴。读到这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老处长的长者风范,也看到了克邦先生的宽厚的醇良的人格魅力。

 有时,生活中一些平常的小事,也能够触动作家的创作欲望。在《混沌店里的感动》这篇散文中,一对通情达理的中年夫妇,带着儿子坐在我身边吃早餐。小孩兴高采烈之际不小心踹了“我”一脚,“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为了让他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匆匆吃完让出座位,显示了“我”的善解人意,彰显了“我”良好的素养。

 (二)深切的悲悯情怀。

 克邦先生喜欢读书,深受传统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影响,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喜欢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尤其喜欢他们的“本色派”书写,喜欢他们“为人生”的平民化写作,喜欢他们描绘包括城乡劳动者在内的普通大众的人生!

 克邦先生早年的苦难经历似乎更加激发了他亲民爱民的情怀,他的散文无不以诚挚的情感和态度,书写平凡的人事,观照老百姓的悲喜歌哭。

 《芙蓉路上的邂逅》写的是“我”跟一位擦鞋女的故事。在每天的上班途中,“我”见那个擦鞋女子情形可怜,便主动将自己的鞋子专门交给那女子擦拭。一次,“我”把装有各类证件和票据,还有不少现金的皮包掉在擦鞋的地方,而后居然有好多天找不到她了。正当“我”急得有点怀疑她见钱眼开时,她在我经常路过的地方找到了我,只见她急切地呼唤着“我”,气喘吁吁地把皮包交到我的手中,见我掏钱感谢,她却转身跑了。原来,就在她发现皮包时“我”已走得很远了。恰好第二天她儿子又生病住院了,抽不开身且又无法联系“我”,因此在许多天以后才在这里等到“我”,作家叙述这个故事,赞美了擦鞋女的忠厚善良,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了作家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怜爱和关怀。

 《下乡记》写的是“我”在获得提拔后去偏僻落后的桂阳县浩塘乡挂职的经历,作品生动地记述了“我”与乡镇领导及村组干部群众以心换心、送水、办电、开闸、拓荒等故事情节和一系列的感人画面,演绎了下乡过程中的曲折艰辛,在字里行间,读者看到了“我”作为一名公务员的工作细心、扎实,不畏艰难和为民造福的赤子情怀!

 《“蔬菜”与“花树”》的文哥生性怪癖,脾气倔强,自由涣散,放荡不羁,他在机关大院花圃里擅种蔬菜,搞得大家敢怒不敢言。曾有领导找他谈话,他根本不当回事。克邦先生作为主管后勤领导,不但没有责备文哥,而是以平等友好的态度,邀请他去一家农家乐吃饭喝酒,这使得身份卑微的文哥感激涕零,便主动提出不种蔬菜了,要还机关大院以美丽风景。“我”如此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靠的就是理解和尊重下属,靠的就是以情动人!

 克邦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特别容易引情动性,容易为外界事物所打动。不论看电影,还是看电视,遇上伤心的片段、动人的情节、悲壮的故事,很容易触景生情、产生共鸣,经常看得热泪盈眶,抽泣不止。曾经有一次,他陪国家财政部、教育部领导到湘西凤凰考察调研,他看到山区老师生活与工作环境的艰苦恶劣,联想起自己父母亲的过去,当他汇报工作时,竟然在中央、省、州、县、乡多级部门领导和同志在场的会议室,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尽管事后他为此十分懊悔和诅丧,觉得自己过于失态。但教育部领导却悄悄地对他说:“湖南财政有你这样重情重义有感情的人分管教育,是我们教育系统的福气!”

 散文是一种形而上的艺术,讲究境界和品位,克邦先生的散文无不是“以品立文”,几乎篇篇都表现了一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高度,表现了作家的悲悯之心和醇厚情怀,表现了人类的善良与美好。

 (三)丰盈的哲学意蕴。

 克邦先生扎根湖湘文化沃土,历经了世事人生的沧桑磨砺,充满了对社会、对文化、对民族、对世界的哲理思考。他常常以深邃的目光去审视自己走过的足迹。

 《遭受冤屈的故事》通过自身的两段受冤屈的经历而生发议论:“有一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事实上,‘眼见为实’并不一定可靠,很多事实光靠眼睛观察判断还不够,还需要亲身实践,实地验证才行。”由此推论:“我们为人处世,不能只看表象,不重实际,主观臆断,妄自推测,轻率结论。否则将出现错误,误伤他人,也贻害自己。”联系实际进行反思:“对领导,对同事,对下级,对亲朋,对家人,遇上矛盾,碰到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多设身处地想想对方,没有确凿证据,不亲身验证事实,千万不能胡乱猜测、轻易结论,以免错待人家、冤枉好人。若如此,就能将自己置身一个睿智、清明、公正、宽容、大度的境地。”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井和物欲横流的红尘,克邦先生选择了默默地观察和思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和体味现实中那些令人心弦震颤的东西,感受和领悟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美妙情怀。《一篇日记的“蝴蝶效应”》中对人生的感悟:“如果你常思常想,常说常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一次微笑,一次善举,一次尝试,一次努力,一次拼搏,则有可能产生更大更广的影响、更深更远的效应,从而改变你的命运,壮丽你的人生。”《“蔬菜”与“花树”》以情感化“刺头”文哥,让工作难题迎刃而解,表现出亲民、爱民工作作风,也表现出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高超技巧。文章最后感叹:“每一个人,不论富贵贫贱,也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人格尊严,都有希望和追求;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平等相处,真诚相待,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克邦先生的散文通常是议论与叙述描写相结合,让要讲述的道理有所依托,丝毫没有说教的痕迹。《由“踮起脚尖”所想到的…》从日常生活出发,发现和检讨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结合具体的客观实践,在关键时刻能够“踮起脚尖”,努力拼搏一把,从而取得人生最大的成功!在《“天堂”与“地狱”》一文中,作家既看到了美国的现代文明的繁华,也见到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的世贸中心遗址,强烈的现实反差,引起了作家的深沉思考:“在这个世界,有些东西,对与错,是与非,一时间很说清;有些事情,美与丑,善与恶,变化在一念之间;有些地方,阳光与黑暗,‘天堂’与‘地狱’,仅有一墙之隔。有谁知道,与你临面相照、擦肩而过的道貌岸然、笑容可掬之人,或许就是心怀叵测、暗藏杀机的恐怖分子……”如此将事、情、理三者浑然一体:在质朴中升华出思想的张力,在激情中蕴藏着理性的光芒,织就思与美的华章,呈现出崇高、开放的哲思美。

 三、潜在“自我”与形象传达

 克邦先生的散文记事基本上都是纯客观的,但他在行文过程中则烙上了自己浓烈的主观色彩,情感始终是酣畅饱满的。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他自觉不自觉地实现了创作主情的参与,这使得作品的生命意识处处跃动,使得生活的实感处处呈现,产生了动人的艺术力量。

 文如其人,透过克邦先生质朴精粹的文字,读者仿佛可以看到一位自然率真、淳朴厚道的主人公“自我”形象——既品质纯良,又好学上进;既克己敬业,又情怀磊落、一身正气!

 克邦先生早年的磨难和经历,锻造了他宝贵的百姓情怀,使他充满一颗感恩和回报社会的心。《生死之间》展现了一位“舍己救人”纯朴青年形象。30 多年前,“我”不顾自己生命危险,冒着严寒救出两名落水儿童,作者认为“有此生死一遇,心灵受到净化,人格得到提升,精神达到升华”。《车祸现场》在偏僻的公路上遭遇重大车祸,“我”果断地参与,并动情地呼吁和恳求,指挥周围群众一起现场救人,信守了作家一贯坚持的“受社会恩泽,必尽全力回报社会”的心愿和诺言。克邦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善待朋友,《羽毛球拍子》一文写到朋友李总送我一块“专为国家羽毛球队赴雅典参加奥运会特制赛拍”,省羽毛球中心主任主动要求“替我到羽毛球中心上线”,但从此这个拍子就一去不回了。对此,“我猜想,有可能他确实工作忙,一时粗心大意给弄丢了;也可能他是内行,喜欢这球拍,‘贪’为己有了”。作者在文章末后说:“不管是什么情况,我想,我不打羽毛球,或者说不专心羽毛球,仅一点业余爱好而已,这拍子如果真有所值,放我手中,岂不是浪费?假如真为他所掌握,不正是枪归战士,物尽其用吗?若如此,我为何还要追回它呢?”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我”品性的仁厚与宽容、人格的清洁与纯良!

 克邦先生深受湖湘文化的滋养,具有奋发努力、顽强坚毅的进取精神。《考试》一文叙写自己早年因历史原因,没有进中学课堂,靠自学才弥补自己的文化缺陷。1977年因底子太薄没有通过考试,经过一年的刻苦攻读,1978年他顺利通过考试,实现了人生命运的大转折。1983年又以惊人的毅力通过了财经大学的招生考试,在以后五年时间里“我一步一个脚印,通过一场场考试,跨过一道道门槛”,圆满完成了28门课程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和经济学学士学位。

 作家身为人民公仆,清廉自守、勤谨敬业。这一特征在《下乡记》中表现得比较充分,这个长篇散文通过“安营”“交心”“送水”“办电”“开闸”“拓荒”等,真实记录了“我”克服困难,服从组织,随省直机关干部下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工作的情况。“我”以自己的真诚和体贴换来了当地乡负责人的理解与支持,“我”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为乡镇干部解决饮水问题,为当地农民解决供电问题,为乡民解决灌溉难题,并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开荒种黄豆、花生、玉米、红薯、烤烟等,高效的工作,勤谨的服务,换来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和人民群众的真诚感谢,这让读者看到了一位为人谦逊、善于思考、敬业爱民、工作踏实、且卓有成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难怪当时的党报称赞:“他真像土改那时的好干部!”

 在成长的道路上,一路走来,有无数的恩人和贵人相助。“我”十岁那年,丧母后只身独处,形同孤儿,吴老师待“我”如子,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里,他把好吃的留给“我”。可是,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我”却被人利用,糊里糊涂地上台批判了吴老师,这件事直让“我”悔恨终生。后来,“我”曾极力寻找过吴老师未果,“快四十年了,这件事一直无法从我心中抹去,始终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灵魂的深处……”《吴老师》这篇散文中,作家真诚地解剖和反思自己,表达了自己的深深自责与愧疚,凸显了作家光明磊落的情怀,表现出了异常动人的力量。

 当然,社会是个大舞台,每天都上演着形形色色的活剧。

 生活中的一些不良行为或现象,在克邦先生的作品中也有所呈现、有所针砭,表达了他的社会正义感与现实批判精神。如《门诊遭遇记》是对老百姓看病难的亲身体验,揭示了医院医生不良的服务态度;《罚款风波》是对蛮横无理、索拿卡要、歪风邪气的无情鞭挞;《一次维权行动》里,对所谓的“霸王条款”发出宣战,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倾情关注,作者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拿回被移动公司无端克扣的话费;《送礼》中对那些当权者故意要挟索贿不正之风进行了批判……凡此种种,克邦先生的字里行间里透露出非常鲜明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无疑来源于作家宏大的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家文化与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些散文中,克邦先生书写人生小遭际,记述生活小插曲,弘扬正义,鞭打邪恶,具有恒久的普世价值!

 四、朴实文风与艺术创新

 (一) 自然的文风特征。

 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克邦先生以他沉稳老练的笔调,不动声色地描述着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和眷恋,记录着市井小民的悲欢,寄寓着自己坚韧而智慧的人生感慨。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很少浮夸,没有滥情,崇尚自然淡远,张扬良知和正义,其文颇显精致,而且节俭。其散文的语言表述明白晓畅,质朴而富有感染力,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言“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缘故。

 克邦先生追求散文的简练精粹,叙事充满张力。表面看来,他的文字很平静,但究其实,其文字所负载的内涵则不平静。他写的东西虽然是凡人俗事,但行文过程中却蓄满诗情。如《芙蓉路上的邂逅》,写擦鞋女人“身材矮小瘦弱,好像是带病之身”,身边还带着一个“瘦骨嶙峋,头发蓬乱,脸上脏兮兮”的孩子。当“我”了解到“她的经历与不幸”以后,立马“从身上掏出仅有的500元,递了过去”,她“死活不肯接受”。这样的语言文字简练朴素,但感染力很强!

 作家以坦荡的赤子情怀,以本真的民间立场感动读者。妻儿、父母、老处长、六娭毑、吴老师、罗盘的主人、庆军君等让作者感觉到了人世的温馨,还有芙蓉路上带着孩子擦皮鞋的女人,尴尬旅程中出手帮忙买车票的女青年,平江热土上的英雄们,财经战线无私奉献的“卫士”们,一身傲骨的青年作家,乖巧活泼懂礼貌的小孩,都成了他散文的书写对象。

 在克邦先生的散文中,流淌着一股纯洁清凉、沁人心脾的生活细流,无论是写人生的艰辛还是家庭的温馨;无论是写社会的芜杂,还是人性的温暖;无论是自然的博大,还是山水的神奇……绝少雕饰,都体现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之美。

 克邦先生的散文充满着生活气息与地域文化特色,他的让事实与情感自然流露的写作方式,以及质朴平实的语言文字,让读者感觉韵味无穷!

 克邦先生敬畏文字,为文十分认真。艺术上,他以写实的语言表达亲情、友情和乡情,用自然本色的语言记录人事的善良与美好,没有微言大义,没有丝毫道德说教的意味,但他的作品能启迪人、鼓舞人,仿佛是在与读者倾心交谈一般。他说:“在写作中,我认真对待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词语,从酝酿、构思、落笔、定稿,反复斟酌,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精心打磨,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②

 克邦先生的散文承接湖湘大地的气脉,汲取人间大爱,书写人性的光辉,形成了当下文坛一种独特的风景。特别是那些记述过往人物的文章,如《与母亲夜行山路》《漫漫风雪路》《罗盘的主人》《老处长》《吴老师》等,写得从容、自然、隽永、醇厚,艺术上浑然天成,呈现出作家本真淳厚的艺术风格。特别是《罗盘的主人》一文,把乡村少年廖传禄那种耿直、纯良、沉郁的性格写得形象生动。乡村少年的沉郁是因为他生活贫困,后来他能不计前嫌成为“我”的救命恩人,这是他人性本质的闪光。

 (二)创新的艺术追求。

 克邦先生在描绘人物或追溯往事的过程中,注意将现实与往事交叉和闪换。

 如《飘香的鱼汤》多次写到眼前妻子的关心与言行,立即联想到与妻子结婚以来的点点滴滴,写到妻子在日常生活中任劳任怨,勤劳而有担当,和睦相邻,孝顺长辈,为了家庭,为了“我”的事业,她默默地无私奉献,把妻子的贤良形象表现得清晰而动人!“她信任我,理解我,没有怨言,没有奢求,与我携手人生、同甘共苦、互相勉励、恩爱有加,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这时,她站立一旁,像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创作家,在得意地欣赏着自编自导的一场精彩表演似的,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喝着鱼汤,脸上荡漾出灿烂的笑容……”

 又如,在《漫漫风雪路》中,去看望父亲时,也同样采用闪换的手法,将苦难的历史与眼前的现实穿插,但作者显然摆脱了“伤痕文学”的窠臼。

 克邦先生为文虔诚,他对于文学的谦恭之态,很容易让我想起艾煊先生描述书法家林散之创作情景:书法大师林散之在写字前,先要吃上半片安定,再静坐片刻,才握笔于溶溶宣纸上散步、奔跑,或伫立……正好像看到一头金黄的老虎,独坐明月之下,突然一声长啸,跃下山岭,独步平原!这是一幅多么简洁而诗意的图画啊!

 我想,克邦先生对于散文创作艺术的修炼,也差不多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了。

 作者简介:

 张建安,湖南邵阳人,怀化学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当代湘西南作家研究》《忧郁与优美》《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等,发表散文等文学作品10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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