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色政权》 ▎第十四章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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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政权》

作者：谢建军 陈小平

第十四章　延安

　　内容简介：八路军深入河北、山西敌后，发展很快，急需干部。王震向中央打报告，把陈绍冬从抗大要了出来，担任根据地河北平山团的团长。陈绍冬带领根据地军民与日军苦战，仗越打越大，越打越漂亮。部队经过整训后，陈绍冬担任359旅718团团长。

　　蒋介石害怕共产党壮大，蓄意制造摩擦，派兵包围延安。陈绍冬跟随王震带领部队回师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随即在大生产运动中名震天下，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自己也成“模范团长”。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把王震叫到身边，面授机宜，要他率领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在江南再做活一口棋眼。陈绍冬跟随王震带领部队，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来到告别了十几年湘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已久的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会终于胜利召开了，大会权威性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中国，正如喷涌而出的朝阳，在东方的大地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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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一爆发，陈绍冬就打报告，要求上前线，杀鬼子，可上线不批准，说他的战场就在教室里，就在讲台上。他那个急呀!

　　红6军团和红军第32军、红军总部特务团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359旅由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下辖由红6军团编成的第717团、由红军第32军等部编成的第718团，共5000余人。陈伯钧率第718团和旅直属营一部留守陕甘宁边区，以后就归八路军留守兵团建制。王震率第717团和旅直属营一部共2100余人，以第359旅的番号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王震率部在五台和河北省平山一带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开辟抗日根据地，并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太原作战。

　　部队发展很快，急需能打兵打仗的干部。王震便向中央请求，把陈绍冬从抗大要了出来，去担任河北平山独立团团长。

　　陈绍冬很兴奋，换了军装，和抗大毕业的学员一起，站在操场上接受中央首长的检阅。

　　抗大学员出征誓师大会设在桥儿沟，那里有个天主堂，西侧有个大广场。这里个广场就站好几千号人。

　　陈绍冬一瞅见毛泽东的身影，就眼睛湿润了。主席日理万机，一天有多少事要处理，这会还能看望大家，多么鼓舞人心呀。

　　大会开始了，抗大的两个女学员走上台，给毛泽东献了一面旗。

　　“好好好!”毛泽东连着说了三个“好”字，就从献旗讲起，“同志们送我一面旗，我收了，但我要送回给同志们三面旗帜。哪三面呢，咱先不说。咱先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就赠他三样法宝‘打神鞭’、‘方天印’、‘杏黄旗’。现在你们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也就是现在要送你们的三面红旗。哪三面旗呢，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讲江淹的一首诗。江淹是谁，就是成语江郎才尽的那个江郎。江淹的一首送别诗是这样写的：青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之如何。这首诗文笔好，都是流眼泪的话，今天同志们上前线，我改了一下送给大家：‘青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之如何。’……”

　　会场“轰”地一声，笑声如潮。

　　讲完话，学员们拥上来，举着笔记本要毛泽东题字。

　　毛泽东每个人都写，人太多了，一开始，一个笔记本上写一个短句，后来，只得在笔记本上签 “毛泽东”三个字。

　　陈绍冬在毛泽东身边，心怦怦直跳。他默默地望毛泽东，那些话真是说到自己的心坎上。

　　毛泽东是那么平易近人，他一边题字，一边笑呵呵说：“抗战的事就拜托各位了。”

　　誓师大会结束后，陈绍冬唱着歌来到了华北战场。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安城内西北角凤凰山下，有一孔窑洞里的灯光彻夜通明。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论持久战》。由于一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他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饭吃的更少了。天又黑了下来，警卫员翟作军走进主席房间，给主席办公桌两头各放了一支蜡烛。他有意把点蜡的动作放得慢慢的，想瞅个机会劝他休息。可是他的眼睛根本没有离开纸和笔。翟作军没有办法，只好退了出来。

　　已是半夜光景，毛泽东窗上的灯光还亮着，翟作军给他送来夜餐，看见他还是不停笔地写着，就轻轻地说：“主席，吃饭吧。您已经两天两夜多没有睡觉了，吃完饭，睡一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再睡，工作没搞完，睡不着啊!”毛泽东说。

　　翟作军见主席还没有休息的意思，就用恳求的口气说：“主席，您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还是睡睡吧!”

　　毛泽东微笑地说：“好，我吃过饭马上就睡。”

　　过了很大一会，翟作军心里想，这回，主席肯定把饭吃了。他怕惊扰主席休息，走到主席门口，微微把门推开个缝，里边射出耀眼的灯光。主席还是在写着，热了的饭又早凉了，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毛泽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不停地写着。时间又过了五六天。

　　入夜，西北风刮得窗纸哗哗直响，人站着还冻得脚疼。翟作军连忙生了盆木炭火放在主席脚旁。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翟作军给毛主席送水去，刚到门口，一股浓烈的破布烂棉花烧着了的焦糊味儿扑鼻而来，他赶跑进主席窑洞里，主席还坐在那里写着。他弯腰一看，主席的两只脚上直冒青烟——棉鞋给火烤着了!

　　翟作军忙喊道：“主席，棉鞋着火了!”

　　毛泽东连忙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身来脱掉棉鞋，手上还冒着青烟。

　　翟作军几脚踩灭了火。拿起棉鞋一看，两只鞋尖上，都烧开了不小的窟窿。

　　毛泽东这才捂着脚说：“好痛，好痛!”

　　毛泽东换好鞋，望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哈哈大笑着说：“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说完，又埋头工作了起来，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1938年4月1日夜，毛泽东在他办公的窑洞里会见了下午刚刚到达延安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以及他的助手尤恩护士。

　　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热情地说：“白求恩大夫，我们将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外人了，不要见外哟!”

　　毛泽东向白求恩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及国共两党的关系，论述了自己对抗日战争前景的看法，详细地谈了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还专门谈了医疗问题。

　　白求恩大夫告诉毛泽东，他在来中国之前，就知道延安缺医少药，路经香港时，曾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运一批药品到延安。毛泽东又谈到白求恩的工作问题。

　　突然，毛泽东像发现什么似的问一直坐在旁边吃葵花籽静听谈话的尤恩：“你怎么不说话呢?我问你，你看白求恩大夫的样子像不像列宁?”

　　“像呀!只不过白求恩的后脑勺比列宁的更好看。” 尤恩说。

　　他们越谈兴致越浓，越谈越觉得没有拘束。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从亚洲到欧洲，从美、英各国谈到了苏联。会谈结束时，天已经亮了。

　　白求恩在日记中记写这次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况时说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窑洞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着。倾听他从容不迫的谈话的时候，我想起了长征。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是一位一生都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人。人民热爱领袖，领袖关心人民。尤其是在延安工作生活期间，毛泽东与当地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他住在杨家坪、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总将左右邻居、老乡请来一起欢度佳节……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毛泽东与拜年有趣、感人的故事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他借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时机，一是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改进工作作风;三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便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

　　1941年春节前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滔滔不绝地谈起边区如何如何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

　　乡亲们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便启齿，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语，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这个世道真变了。于是，大家敞开思想，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引起了重视，可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陕北地处黄土高坡，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吃粮就更不够了。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5个县，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舒胸臆，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体验生产规律，探求发展之路。虽然大生产开头两年边区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粮食紧缺有所缓解，但是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彻底扭转被动局面。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便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指示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他们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他们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作出的结论带回了延安，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今天，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他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

　　这时，大家提出了许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

　　毛泽东又有意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

　　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

　　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还说不清的自然规律。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

　　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而且下达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47

　　这年冬天，陈绍冬离开了延安来到晋冀交界洪子店镇，很快与接他的八路军359旅的“战地救亡团”接上了头，来到了根据地。

　　这里是革命老区，早在八路军来平山前，就活跃着一支革命武装，打的旗号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108支队”。这支队伍在栗再温、姜占春等人的领导下，坚持着极为艰苦的武装斗争。

　　“战地救亡团”来了后，这些衣衫褴褛、隐蔽多时的队员们，终于盼来“真正”的红军。

　　救亡团结合冀西特委、平山县委，迅速组成多个扩军小组。

　　一时间，这支戴大草帽、穿草鞋、背着步枪、斜挂着空瘪子弹带的部队，踏遍了平山的山山水水，到处张贴扩军布告，把“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参加八路军，赶走小东洋”的口号喊彻了平山的深沟大梁。

　　很快，一些农家子弟一队队结伴而行，流向了洪子店。

　　“当兵打鬼子!”他们相互招呼着，聚集在一起，立下了誓言。

　　猫石村，地处深山，仅有几十户人家。县委委员梁雨晴带头报名，全村党员全部参军，一下子走出了三十四名青壮年。梁雨晴成为后来的平山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一排排长。

　　霍宾台，这里是平山党组织创始人于光汉的家乡。李法庄是于光汉发展的平山县第一个农民党员，第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 六十多人的队伍被李法庄带到了洪子店，全部参军。

　　紧邻平山城西回舍镇的几个村庄里，几天就组成了一个营。

　　苏家庄小学教师韩勋从本村开始，在郭苏河一条沟里就动员出了一个连……

　　北贾壁村的医生刘光锡，已经四十二岁，是平山县有名的医生，开着一家医院。他去兵站报名，报名处的干部看他岁数大，身体羸弱，不敢要他。他打听到八路军的行踪，辗转四天，跑了几百里山路，终于追上了部队。

　　刘光锡表示要把自己的医院一起捐给部队，作为随军医院。然后，动员医院全体人员，加上子侄共十四人，一起参军。

　　南沟村外的山岭上，栗政通、栗吉子、李汉民、孙大文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在割草。他们看到哥哥、父亲们参军去了，小心眼里都在琢磨事儿。政通把镰刀砍在土中，说：“咱们要能亲手打死几个鬼子，才叫过瘾呢!”活泼的吉子说：“我爹都当兵了，还说不让我去，我偏要去!”他们在山坡上商量了一会儿，最后决定，现在就去兵站报名。李汉民忽然问：“咱们的镰刀、绳怎么办?”是啊，如果送回家，大人看见说不定就走不成了。政通果断地说：“孙大文太小，才十二岁，跑不动，不能参军，你把我们的镰、绳捎回去吧!”说完三个人不由分说把镰、绳交给孙大文，飞快地向北冶镇兵站跑去了。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千七百名平山子弟齐聚洪子店，组成了平山团。队伍中多是父子兵、兄弟兵、亲戚排，筋骨相连，血脉相通。

　　当陈绍冬来到洪子店时，那支穿着农家衣裳，呼喊着响亮口号，在滹沱河滩训练的队伍，已镌刻在百姓们心头，蜿蜒在历史长河中。

　　最让陈绍冬感动的是：平山团和其他队伍不同。平山团是用村名点名的!抗战期间，一个县的子弟集体参军，并组成一个主力团的。这情景有点象红军时期的茶陵，陈绍冬仿佛又回到了故乡。

　　1938年1月，第359旅进行整编，王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刘子奇任参谋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17、718、719三个团，共1.2万余人。717为原来的红军主力团;718团以陈绍冬的河北省平山独立团为主，加上山西省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编成，仍然由陈绍冬任团长; 719团由崞县独立团、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编成。

　　陈绍冬率领平山团活跃在滹沱河畔、井陉矿场、平山以东的平原上，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这一带的男女老幼都知道陈绍冬的名字，一提起他，大家都说：“他打仗真勇敢，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这年春节，沦陷后的华北，死一般沉寂，村落已不燃鞭炮。平山团战士们端起一碗白开水，加上几粒盐，再盛一碗红高粱米粥，就是大年初一的早餐，许多战士吃着吃着就哭了……

　　晋西北的风依然寒冷，小雪零星。田家庄村外的旷野，分外宁静。

　　早晨，陈绍冬和团里其他领导及各营干部正在开会研究作战计划，作战参谋刘仁跑来向他报告：“鬼子一个中队，拂晓前乘车向崞县开进。进到田庄附近时下车搜索，没有前进，三营正监视着敌人……”

　　陈绍冬一听，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并下令：“出发!揍他狗娘养的!”

　　部队立刻开始行动。

　　陈绍冬背上望远镜，跨上战马，向敌人的方向飞奔。

　　战士们，一路奔袭，悄悄埋伏在山西崞县田家庄村公路两侧。

　　日寇的汽车队“嗡——嗡——”地开了过来。

　　战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出击，副排长范银春小声说：“沉住气，不要动。”

　　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公路上飞驰的汽车，一千米、五百米、二百米……越来越近，眼看着就到了跟前，说时迟，那时快，事先埋好的地雷，轰!轰!轰!连续巨爆，日军车队瘫痪，乱成一团，有的敌军被炸死在汽车上，有的口鼻出血躺在地上……

　　这时冲锋号吹响，早已憋足劲的战士们端着刺刀喊着杀声冲了上去，和鬼子打起了交手战。

　　陈绍冬奔上一个山头，指挥三营一个新兵连投入战斗，他边说边挥手：“上去，上去!新兵靠在战斗中锻炼。没有枪，到敌人手里去夺呀!”

　　拿着大刀、红缨枪的战士们，冲了上去，上阵搏杀。

　　战士们很勇敢，有的在车上拼杀，有的在地下搏斗，有的抱着鬼子撕滚在地上。

　　“打得正好，要把敌人抓住不放!” 陈绍冬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命令参谋长，“快去告诉三营长，再加一个连上去!”

　　参谋长正要走，李主任叫住他说：“我去三营，你跟陈团长在这里。”

　　陈绍冬说：“那好，参谋长去二营，叫他们抄敌人的后路，让八连从定凤庄南面插到忻崞公路上去，把敌人尾巴斩断。”

　　陈绍冬很了解自己的部队：八连是个老连队，连长顾英洲勇猛善战，这个任务他们保证能完成。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陈绍冬的指挥所又前往移了移，离三营阵地只隔一条山沟。这时，敌人把炮也搬来了，三营阵地上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子弹嗖嗖地从陈绍冬的头顶飞过，山坡上的土块被打得飞溅。陈绍冬观察着战场的情况，胸有成竹地说：“敌人跑不掉了!”

　　不一会儿，二营方向的忻崞公路上响起了枪声。

　　陈绍冬猛地站起来：“司号长，快吹号，全线出击!”

　　随着冲锋号声，全团指战员勇猛地向敌人扑过去。通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日军400多名，烧毁敌人汽车10辆，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15挺，还有大批枪支弹药和白面、大米、罐头等生活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战斗结束后，陈绍冬又命令部队赶紧撤退。当日军增援部队赶来，718团迅速地撤离到了二十多里外的树荫下休息。大家非常精神振奋，都夸团长用用兵如神，一起唱起了《游击队之歌》。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傍晚，当地的老百姓慰劳战士们，送来了烙饼、馒头，吃了三个月高粱的战士们第一次吃到了馒头。但是，陈绍冬含着一口馒头，久久难咽。在胜利的最后一刻，一位刚参军的小战士拿着木枪冲向战场，被一个老鬼子击中胸部倒地。陈绍冬让几个战士拆卸鬼子汽车的门做担架，把他抬了回来，但还是没挽救他年轻的生命。他孤零零地躺在地上，赤裸的脚面上冻裂肿胀，黑红的血液渗出，脚板上刚刚磨破的皮肉，鲜血正在一点点凝结，全身迅速变得冰凉。在晋北的寒风里，一个还没有弄清死亡是什么的孩子，一个当兵却没有穿上军装的战士，过大年都没有穿上新鞋的孩子，没有来得及见到胜利，就匆匆离开了……

　　陈绍冬很快从忧郁中跳了出来，继续带领718团英雄杀敌，屡建奇功。这一年，359旅的战史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718团的战绩，岢岚、浑源、大同、应县、广灵、灵丘，晋西北的群山中，活跃着他们奋勇杀敌的身影;也记载了贺龙师长和王震旅长来团里鼓舞军心的动人事迹。

　　一遇到打大仗，贺龙师长就会亲自来到队伍前作动员报告，王震旅长则会率领718团亲自出征。

　　在看家楼阻截日寇时，王震让人从老乡家里借来一口棺材，站在上面，大声喊：“日本鬼子没什么可怕的，我王震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死后就钻到这个棺材里边!”他的脚把棺材跺得咚咚地响，令人十分震撼!

　　也就是那一仗里，王震被日军毒气所伤，差一点真的躺在棺材里，幸而被赶来的白求恩大夫精心救治过来。

　　白求恩大夫是在抗日最艰难的时候，来到山西的。他的手术室多次跟随在平山团后面。他在日记中时常提到“718团”。他喜欢这些能战斗的农民战士，称他们是“朴实可爱的孩子”“穿着军装的劳动人民”。

　　他这样描述：“他们平均年龄是二十二岁……通常是些大个子，六尺高，强壮而黝黑，一举一动又沉着，又有明确的目的性。有一种果敢的风度，为他们服务，确实是一种幸福……”

　　718团在陈绍冬的带领下，淬火成钢，变得勇敢而机智。邵家庄阻击战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向阵地猛烈进攻，战士们顶着日军炮火，激战了两昼夜，阵地岿然不动!其中7连两个步兵班，在主佛寺阵地前的树林和古庙建立隐蔽阵地，等日军向主阵地进攻时，突然出击，从侧后近距离杀敌。用伤亡九人的代价，换得了毙伤日军两百余人的战绩……

　　1939年5月，717团在五台神堂堡陷入千余日军的包围。陈绍冬率部向神堂堡地区驰援，与717团对敌南北夹击。战斗进行了整整五个昼夜，千余敌人全部被歼灭。此战创造了359旅对日作战中歼灭战的光辉范例，这就是著名的上下细腰涧战役。

　　这年春天，120师359旅717团刚胜利地结束了河北省蔚县的明铺战斗，就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冰冻的雪地，转移到山西省五台县的豆村休整。

　　豆村在台怀镇的西南，是守卫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的西部前哨，和日军占据的五台县城咫尺相对。

　　日军一部，从8日开始，向台怀镇一带活动的717团包抄而来。

　　陈绍冬接到命令后，率领718团急行军，奉命行进至神堂堡附近，援助717团突围。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战士们正在紧张地操练。突然，通信排长急忙跑来报告说，从五台县城出发“扫荡”台怀地区的大股日军，已经和侦察连的前哨排接上火了。 早就得到了情报，说鬼子要来大扫荡，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日军这次来“扫荡”的是日军第109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团的部队，共5000人，分别由五台县城、繁峙和五台县的耿镇、繁峙县的大营镇出动，分4路气势汹汹地向八路军扑来。日军这次行动，既诡秘又突然。为了避免在不利的地形上与敌人的主力作战，717团一面将情况报告旅部和晋察冀军区，一面迅速向台怀镇转移。

　　台怀镇位于五台山的群峰之中。从豆村到台怀，有一条陡直的山间小道，道旁的山坡上长满了浓密的青松翠柏。部队连夜出发，拂晓前离开豆村，黄昏时到达台怀镇南地势险峻的金岗岭。

　　当717团刚到达金岗岭时，突然接到旅部的电报，通知说，集结在繁峙据点的日军已经向根据地背后偷袭过来，企图前后夹击，围歼八路军于台怀地区。命令717团迅速向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的龙泉关地区靠拢。

　　部队上路不多时，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忽然碰上一股从侧面窜过来的日军。日军开始炮击，战斗在五台县的铜钱沟打响了。三营前卫连，一阵手榴弹打开了一条通道，跑步通过了日军炮火封锁的山沟。由于敌人兵力多，火力很猛，前卫连刚突出去，打开的缺口很快又被封闭，主力被阻在后面，情况十分危急。

　　团长马上派人找来一位老乡，问了一下情况。据老乡介绍，通过纱北面的大山，还有一条通向繁峙县神堂堡的小路，可以避开敌人。部队便顺着老乡指点的羊肠小道，迅速向旅部驻地神堂堡转移。可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此时，359旅旅部在神堂堡也受到了另一股日军的侵袭。进攻神堂堡的这股日军正顺着山沟，向铜钱沟扑来，与717团绞在一起。717团突围受阻，不得不退回到铜钱沟。

　　情况越来越危急，整个部队被挤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日军依仗优势的兵力和武器，向八路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山炮排射，飞机轮番扫射、轰炸。眼看日军就要冲进铜钱沟的后沟里来了，团长当即命令三营七连连长谭廉禄，带领全连迅速扑下山去，坚决堵住敌人。

　　七连是团里有名的猛虎连，连长谭廉禄体格魁梧、机智勇猛。接受任务后，他带领全连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似猛虎下山，迅速冲出山沟，一阵手榴弹，打乱了前卫部队的阵势。

　　紧接着，各营也迅速展开，抢夺了两侧的高地，一场激战在铜钱沟里展开了。

　　日军见717团全面展开，也立即调整部署，对717团进行猛烈的反扑。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炮火连续轰击，使整个山沟变成了一片火海。最后，竟灭绝人性地施放大量毒气。顿时，阵地上升起褐色的烟雾，717团士兵们的眼睛被刺激得直流眼泪，喉咙也被辛辣的气味呛得直咳嗽、作呕，气都喘不过来。正在这个时候，电台台长跑来向团长报告：电台与旅部联络断了。

　　不利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出现。团长和政委从地图上看到标明敌人进犯的四个蓝色箭头伸向台怀，717团已处在四面被围的危险境地，两人心情都很沉重。

　　团长靠在一块大石头上，默默地思索着。

　　不一会，政委走到团长跟前，轻声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应迅速突出去。”

　　“我也这样想。”团长边说着，边再次摊开地图，反复查看，发现在台怀镇与五台山的东台之间，有一个约三公里的空隙地段。然后，指着地图说，“如果趁敌合围之前，我们从这个地段钻出去，就能使敌人的合围计划扑空。”

　　政委十分赞成这个方案，并提出把干部召集来简单开个会，让大家心里都有个底。

　　很快，各营营长和教导员被召集到小松树林旁边。

　　这时，树木已被敌人的炮弹炸得东倒西歪，山风还不时吹来阵阵毒气，呛得大家直咳嗽。团长展开地图，分析了情况之后，大家都同意马上突围，但有不少同志主张从正面突围，向神堂堡靠拢。团长谈了与政委商定的方案后，对大家说：“敌人的目的，是寻找我们主力部队作战。很显然，如果我们恋战坚守，恰恰便于敌人发扬炮火、飞机的优势，一旦敌人集中主力，压缩包围圈，将对我们更加不利。从正面突围，不仅主力会遭到重大伤亡，而且供给处的骡马，也必然在突围中受到损失。因此，目前我们在敌人尚未收拢口袋嘴的时候，迅速从空隙中突出去，才是上策。”

　　“那么，我们从哪个方向走呢?”一营营长忙问。

　　“台怀，重返台怀。”团长马上回答，并补充说，“敌人既然对我们快要形成合围，那我们就大胆地乘空隙插到敌人的背后去!”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地图上东台和台怀之间的一条黑线上。

　　还没等大家说话，突然，一排炮弹在附近爆炸。

　　团长抖了抖地图上的泥土说：“就这样决定了，天一黑，就行动，要保持绝对肃静。”

　　为了保证全团安全突围，大家散去以后，团长叫通信员喊来了七连连长谭廉禄。让他带一个排，在后面牵制敌人，并设法迷惑敌人，等大部队突出了口子，再撤出来。

　　机敏的谭廉禄马上领会了意图，笑着说：“团长，请放心，我懂了，是给敌人唱空城计。”说完，忙跑去集合部队。

　　带路的老乡，是个六十开外的老人。他在五台山打了一辈子柴，熟悉每一条路。他说有一条路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可绕过台怀镇，直通北台岭。这条路虽然难走，但却十分隐蔽。

　　夜幕降临了，717团的大队人马像一条长龙，在老樵夫的引导下，踏上了蜿蜒崎岖的山道。

　　那是一个昏沉沉的黑夜，抬头不见星星，对面不见人影，只能借地上积雪反照出的一丝微光，辨认脚下的道路。

　　山道狭小，一边是万丈深谷，一边是石壁触天。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夜行军，真是困难重重，再加上当时五台山冰封雪冻，寒风刺骨，道滑难行，稍一不慎，滑下山谷，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开头，有几头骡子就因走滑了蹄，连同驮着的装备器材，一起滚下了悬崖。因此，大家互相帮助，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前移动着脚步，奋力向山顶攀登。

　　夜，静悄悄的。除了马踏道的沙沙声，就是山下传来的稀疏的枪声，那是七连连长带领一个小分队正在同敌人周旋。

　　后半夜，部队行进到台怀近郊，听见台怀和东台人喊马嘶，鸡鸣狗叫，不多时，派出去的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的先头部队，快接近台怀镇和东台了。”

　　“快，我们一定要甩掉敌人!”团长当即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穿过台怀镇与东台之间的空隙地段，向着更高的主峰攀行。

　　很快，大队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出去，远远地避开敌人。

　　在黎明的曙光中，717团登上了五台山的顶峰，即高达三千多米的北台岭。团长等人站在山巅，俯视着一望无际的雄伟峰峦，和那些隐现在青松翠柏之中的亭阁庙宇，不禁轻松地吐了一口气，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主力突围的同时，七连连长带领的小分队，且战且走，与敌人周旋。到台怀附近，他们又虚张声势，东投几颗手榴弹，西打一梭子机枪，敌人以为困住了八路军主力，大炮使劲开火，飞机也拼命轰炸，几路日军一齐冲向台怀镇，晕头胀脑地互相对射，对打起来。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七连连长领着分队钻出树林，也登上了北台岭，他兴奋地报告说：“首长，任务完成了，鬼子在台怀自个干起来了!”

　　团长拍着本连连长的肩膀，亲切而又风趣地说：“很好，让敌人自个打歼灭战吧!我们应该休息一下了。”

　　北台岭的背后，有一个抗日工作区。八路军刚一落脚，村上的男男女女便上前问寒问暖。有的送水，有的送饭，还抬来了一筐筐山药蛋。717团在地方党组织、抗日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下，舒舒坦坦地休息了一天。

　　次日，部队沿着山背，向神堂堡方向出发。走了一天，当天夜里，来到繁峙县的上下细腰漳村，便在大山的北面宿营。哪知在大山南面的山腰间，却住着一股日军，八路军与日军的宿营地，虽然只隔着一道山梁，但因双方都是夜间宿营，彼此谁也没有发现谁。

　　5月14日拂晓，717团部队起床后正准备出发，先头部队设营的管理员刚走出村口，抬头看见山梁上一队日军正在集合，便急忙跑来报告，才知道山南面有敌人。但这时，各营均在几里以外，团长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团长心里十分清楚，敌我突然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团长马上带着警卫连，一口气冲上了山梁左边的山头，消灭了敌人的警戒，占领了制高点。

　　团长往山下一看，山南的沟里炊烟四起，原来日军正准备做饭。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团长一边叫通信员飞报各营立即上山，一边命令警卫连向集结在鞍部的敌人进行猛烈射击。

　　警卫连是全团装备最好的连，机枪就有十挺，随着一阵猛烈的射击，战士们铺天盖地冲下鞍部。敌人遭到这意外的打击，措手不及，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受惊的军马，驮着炮架、机枪、弹药到处乱窜，有些就跑到八路军的阵地上来了。

　　从抓获的翻译口中，团长得知，原来这股日军是由大营镇出动的南犯之敌，是日军一个大队。该敌在南进到大寨口、神堂堡等地时，曾遭到陈绍冬带领的718团的顽强阻击和跟踪追击，而且是孤军深入，已经到了疲惫不堪没有后援断绝的境地，于是决定消灭这股敌人。这与陈绍冬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时，717团两个营已经出发上路，这边战斗突然打响，他们还不知道。于是团长等一面指挥团部就近的部队全面投入战斗，一面派人分头去追，让这两个营直接进入指定的山头阵地，坚决堵击敌人。同时给王震旅长写信，说明部队所处的有利形势，说要在这坚决堵住敌人，力求全歼。

　　山沟里的日军遭到一阵猛打，稍稍清醒过来之后，发现归路已被切断，立即组织部队向山垭口附近的一个小山包进行疯狂的反扑。

　　日军的山炮对八路军占领的这个小山包密集地轰击，山上的树木，有的被弹片削断，有的燃烧起来。接着，密密麻麻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端着刺刀，向山垭直扑上来。

　　英勇的七连，守卫在这块被烈火燃烧着的阵地上。

　　战斗从早到晚，坚持了一整天，供给处的骡马驮的手榴弹，全部运上了阵地。战士们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日军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满垭口。但是，敌人的冲锋仍没有停止，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猛烈，一次比一次更密集。七连在反复的激战中，伤亡也不小。但指战员们英勇顽强，始终坚守着阵地，七连长谭廉禄抱着一捆手榴弹冲进敌群，敌人被炸死一片，自己也英勇殉国了。

　　团长焦急地看着手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电台和旅部还没有联系上，送信的也没有回来。团长心里忐忑不安，是旅部转移了位置，还是在半路上遭遇了不测?正准备再派人送信时，王震的信使到了。团长打开一看，王震在信上表扬了717团打得很好，并说他在调动部队，从敌人的后路包抄上来，只要717团坚决堵住敌人的退路，就能歼灭钻进口袋的这股敌人。

　　当天深夜，当日军刚刚发起猛烈的冲锋时，其后边，突然响起了清晰的枪炮声，这是王震和陈绍冬带着718团和教导营，从敌人的侧后包抄上来了。

　　陈绍冬进入上下细腰涧山区后，见这里地形狭窄、地势复杂，便设下埋伏，主动出击诱使鬼子钻进口袋，然后，报告王震旅长，配合跳出包围圈的717团南北夹击，啃掉这支装备精良的日军。

　　718团打得很勇猛，可日军如困兽，出动飞机，施放催泪瓦斯，疯狂突围。但是，在这样复杂的地形，敌人的重武器一时间失去了威力。天上飘起了雪花，鬼子的大皮鞋如同脚底抹了蜡，跑起来打滑，顿时失去了威风。

　　717团战士们见旅长和718团来，忘记了整日战斗的疲劳，一个个精神振奋，信心百倍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上下细腰涧一片战火硝烟，敌人的尸体堆积如山。

　　不多时，王震来到717团的指挥所，团长兴奋地迎上前，向他报告了战斗情况，王震说，你们打得很好，718团也打得很漂亮，被我们缴获的92步兵炮，现在正向敌人狂轰。718团离你们很近，要很好取得联系，协同作战。他还指示，要在右侧的山隘口做些工事，多准备些手榴弹，坚决堵住日军的退路。

　　718团的指战员们越战越勇，渐渐逼近敌人。

　　717团也乘敌人慌乱之际冲下山去。

　　两支部队前后夹击，把日军打得人仰马翻，七零八散。

　　日军走投无路，作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企图突围逃跑。但经八路军连日来拦头、截尾的不断打击，剩下的最后被包围在这里，全部就歼。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700多人，俘虏日军11人，缴获山炮和92步兵炮5门，轻重机枪22挺，步枪300多支，战马200余匹。

　　天亮了，陈绍冬带领的718团与717团在山梁上会合了。

　　王震紧紧地握住两位团长的手，向部队道贺!当他看见战士们正兴高采烈地抬着缴获的火炮，往骡子上绑架的时候，兴奋地说：“敌人给咱们359旅装备了第一个炮兵营。”

　　当日军指挥部派出大量部队赶到上下细腰涧增援时，八路军早已迎着晨曦，唱着胜利的战歌，隐没在茂密的松林里。

　　敌人只好拖着几百具尸体，垂头丧气地返回据点。

　　上下细腰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向八路军五台山地区大规模的4路围攻。这次战斗，激战七昼夜，共计歼敌一千五百余人，战利品摆满了神堂堡祝捷大会的十二亩土场。此战创造了359旅对日作战以来最光辉的范例。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战斗结束后特向717团发来电报，表扬717团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英勇顽强，不失时机地阻击敌人，为359旅的整个作战行动争取了时间，为保卫边区作出了贡献。晋察冀军区还通令嘉奖了359旅全体指战员。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也发来了电报，对359旅取得上下细腰涧大捷，表示热烈的祝贺。

48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于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1939年，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的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的政策，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使边区的面积由129608平方公里减少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万减少为约150万。

　　1940年蒋介石调集50多万重兵，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4，500多个，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6，300多个。仅洛川至黄陵间80华里的地段，就有518个碉堡。还在边区周围增修了20多个飞机场。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为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了确保党中央和边区的安全，中央军委命令三五九旅回师陕北。接到命令后，王震率旅直和七一七团，通过雁门关、突破同蒲路封锁线，边战边走，急行军两千余里，于1939年10月4日，到达妥德。随后，陈绍冬和旅参谋长郭鹏也率七一八团返回了边区。从此，三五九旅开始担负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使命。三五九旅回到陕北，立即接受了边区的防务任务，同时积极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不久，朱总司令提出了军垦屯田设想，号召部队边战斗、边训练、边生产。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守卫延安南大门，同时，屯田开荒，发展生产。

　　朱德总司令为给部队选择一个理想的 “屯田”及防务区，两次专门赴南泥湾勘探考察，在有了肯定的结论之后，对王震说：“现有一片肥土，就是南泥湾一带，你们要不要?不过开垦起来难度较大。”

　　王震说：“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

　　南泥湾，方圆约100平方公里，地处延安东南90华里的黄龙山，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这里，百年前曾是个人口密集、有山有水、树木茂盛的地方。清同治年间，清朝政府派重兵在这里血腥镇压了回民起义，从此便成为草木丛生、荆棘遍野、鸟兽纵横的荒凉地区了。这里不仅军事地位重要，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而且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极好的屯田区域。

　　1941年3月的一天，初春的微风里，359旅的指战员们开进了南泥湾。

　　大家很兴奋，一个个怀着“一把镢头一直枪、生产自给的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唱着“开荒好似上火前，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战歌，走在通往南泥湾的大道上。

　　忽然，看见一匹大青马走在队伍里，马上是位慈祥的长者。

　　战士们连忙把兴奋的目光投向长者，这就是他们敬仰的朱德总司令。如此的朴素亲切，八路军的最高指挥员，只带着一名警卫员，融进这个子弟兵的队伍里。

　　陈绍冬和战士们，谁都没有想到，总司令要和他们一起垦荒了，心里就更踏实了。

　　初进南泥湾，面对杂草丛生，山禽野兽成群的荒凉世界，战士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战斗豪情。陈绍冬在718团率先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全团官兵积极响应，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难。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挖窑洞，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来解决。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夏天没有衣服，就光着肩膀开荒干活。冬天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战士们战胜了各种困难，抓住开荒生产这个中心工作不放手。从旅到团再到营、连、排、班都制定了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任务，上至只旅长，下到马、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大农场。

　　王震旅长身先士卒，和战士一起开荒，双手打满血泡。

　　718团团长陈绍冬，更是率先垂范把团部搬到山顶上，架上电话，白天劳动，晚上办公。

　　由于长时间，重体力劳动，陈绍冬患了重病。大家劝他下山休息，他摇了摇头说：“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开荒任务，我宁死也不离开山头。”

　　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上失去了双臂，不能拿镢头，就给战士做饭，烧开水，并挑送上山。

　　在干部的带动下，全旅出现了感人的忘我劳动场面。

　　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领导不得不定出中外罕见的劳动纪律，即“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

　　三营模范班长李位，带领全班经常保持平均每人每日一点五亩以上的纪录。他自己使用的那把镢头，足有五斤重，六七寸宽，一撅一大片。在一次比赛中，他一天开荒三亩六分七，激励了全团同志的斗志。

　　陈绍冬带领718团一直保持着全旅领先的开垦纪录。《解放日报》醒目位置上报道了他们的事迹。毛泽东亲自在陈绍冬的笔记本上，写下“英雄团长”四个大字。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加上天公作闩，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花篮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

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359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第一年就开垦荒地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让边区政府免除了农民的公粮和税款，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著提高。边区的人民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造福人民的。

　　“大生产运动”越来越火热，干部战士们开荒，家属就纺线织布。

　　在部队，王震旅长把各个团的木工招集在一起，突击一周，制造纺车1000多辆，大人小孩都来纺线。

　　中央领导和大家一样，也亲自参加劳动。

　　毛泽东，朱德开荒种地，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纺线捻纱。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生产节约的计划公布在报纸上，让大家监督，看是不是放空炮。

　　陈云当年是中央组织部长，组织大家担粪积肥，几个年轻人嫌大粪臭不愿挑，他就挑起担子说：“大粪不臭，是香的。”

　　听的人“轰”地都笑了。

　　陈云说：“大粪不是香的?用它去肥田，长出的新鲜蔬菜和瓜果不就变成香的了?”

　　朱德总司令很高兴，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大家诗兴大发。朱德当即写了一首诗《游南泥湾：

去年初到此，

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

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

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

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

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

马兰造纸俏。

薰风拂面来，

有似江南好。

　　第二年，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

　　陈绍冬给他俩做向导，带着他们走遍了陶宝峪、杨湾和九龙泉等地。

　　毛泽东看到战士们一个个红光满面，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陈绍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

　　陈绍冬说：“对，我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这一切。”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记住，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制服它，它就低头了。我们现在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359旅成功地开发了南泥湾，成为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

　　1942年边区高干会议奖给359旅一面“发展经济的前锋”的锦旗，毛泽东则亲笔为陈绍冬题词，称他为“模范团长”。

　　吃饭的问题解决了，穿衣也不用发愁，毛泽东紧锁的眉宇终于松开了。他很高兴，逢年过节便从窑洞里了走了出来，和陕北的父老乡亲扭秧歌。

　　秧歌，顾名思义，就是插秧时累了，扭扭屁股，喊几嗓子。它的起源就是劳动，人在田间地头干活，休息一下，伸个懒腰，没事再走二步，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这是一种乡土的野趣。后来就用于祭祀土地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闹新春的节目。陕北人扭秧歌，图的就是个红火，和南方闹元宵闹灯是一个样子的。秧歌是种集体歌舞，三五十人也行，成百上千人更好，特别是节日的广场秧歌，那场面，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气势恢宏。秧歌的神韵是扭，一扭一摆一走，扭如春花摆似柳，忽前忽后飘着走。秧歌队所有的演员披红挂绿，在伞头的带领下，尽现千姿百态。秧歌一开始是俗的，民俗嘛，后来改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就开风气之先，把伞头改为手把斧头镰刀的工农形象，用了新道具，添了新内容，革命的秧歌把野气去掉，显得文静了。

　　春节前，毛泽东和中央几个领导同志，来到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这里的秧歌队正在排练，舞蹈老师举着斧头镰刀造型的道具扭着扭去。

　　毛泽东看到手把斧头镰刀的伞头，兴奋纷纷说：“好好好!这是新年新气象嘛。延安物质相对贫乏，所以精气神就更重要，秧歌是个很好的载体。延安有百十来个秧歌队，每队多上千人，少几十人。也就是说，这里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会跳秧歌舞的。在秧歌队伍中，你是群众也是演员，跳着跳着，喜悦感、集体感都出来了。我们要借助扭秧歌，把人的精气神拧起来，拧成一股绳。”

　　春节那天，举行了秧歌大赛，表演的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周恩来把秧歌舞带到了重庆。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对外演出，周恩来亲自跳。后来这一歌舞，随着解放军一起跳到了东北，跳到了平津，跳到了淮海，跳到了江南，跳红了整个新中国。

49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延安民间，人民群众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生产劳动模范是吴满有和杨步浩。

　　吴满有，是逃荒到延安的。来延安前，他一穷二白，卖过女儿，死了老婆，饿到啃树皮。来到延安后，恰巧碰上土改，吴满有白手起家，下苦力把分到的一架荒山，打理得顺顺当当。

　　大生产运动中，头一年，他就开了36亩荒地，第二年又开了96亩。

　　吴满有不仅田种得好，牛养得也好，还种了果树。白天黑夜的，忙不过来，就雇了两个长工和一个放牛娃。辛苦二三年，就发了。发了家的吴满有就开始做“公益事业”，带头缴公粮、公草，买公债。很快，吴满有成了典型，《解放日报》一报道，其他媒体也报道，这样就涌现了更多的吴满有式的人物。

　　跟着就出现了一个劳动英雄叫杨朝臣，他写信给吴满有，说要PK一下，两个人来个劳动竞赛。吴满有就接招了，说，我们俩PK，还不过瘾，要两个村庄PK，要部队与部队之间PK，群众跟群众PK，才能大力发展生产。

　　这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就乐开了怀。一个农民能从口中说出来这样的话来，有水平，就去见他。

　　吴满有说话有水平，是他第一个把边区政府叫作人民政府。毛泽东和他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不久，边区政府召开座谈会，毛泽东点名要他参加。

　　在座谈会上，他说：“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毛主席，还有徐老吴老李老坐一搭讨论问题，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历朝列代，老百姓都怕政府和军队，只有咱延安共产党和老百姓，军队和人民一条心。”这样的话，一般的酸秀才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听了，很受启发，要求边区各级政府军队和老百姓每个人都制订一年的劳动计划，你耕田来我织布，男的开荒，女的纺线。

　　吴满有想，毛主席这么忙，还要开荒种粮，就主动提出替他代耕。他听说毛主席特别爱吃辣椒，还专门给毛主席种了一块辣椒地。

　　一次，毛泽东刚开了一通宵的夜车，走出办公室，恰巧碰上了吴满有，两人就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

　　吴满有说：“不会的，你是真龙一辈子，共产党是活菩萨，有你们在，边区就会风调雨顺。”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出了这几年的计划。他说：“边区政府这几年一定要做到，每家有一年余粮，一头牛，一百颗树，一个厕所，一口井……还有每人得认一千个字，每个乡有一个合作社，一个小学，一个区务所，一个秧歌队。”

　　吴满有说：“这些一定会实现的。”

　　春节时，吴满有把家里一头300多斤重的猪杀了，和儿子吴凌旭喜气洋洋用土车子给毛主席党中央送去。

　　半路上迎面遇到了两个熟悉的老乡。

　　老乡问：“你们这猪肉怎么卖呀?”

　　吴满有笑着说：“我这猪肉不是卖的，是要送到咱延安一位大户人家去的。”

　　“哪个大户人家能吃这么多肉?”老乡不解地摇摇头。

　　吴满有解释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

　　“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老乡们恍然大悟。

　　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圈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

　　两人老乡走了。

　　吴满有父子俩继续往前走着。

　　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

　　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

　　吴满有父子推着一车猪肉进入驻在延安的中央办公厅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

　　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儿子吴凌旭给毛主席鞠躬行礼。

　　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

　　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

　　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

　　吴满有忙说：“主席何出此言?”

　　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

　　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好人民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

　　吴满有说：“还是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靠八路军将士，我们老百姓只能助助阵，壮壮威。”

　　毛泽东说：“助阵呐喊壮威就是力量，没有老百姓的力量支持，没有人民的力量支持，哪一个政党都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

　　毛泽东邀请吴满有父子到自己的窑洞去。起初，吴满有有些推辞，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还不到春耕时节嘛，我们要好好聊聊。”

　　吴满有和儿子吴凌旭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

　　毛泽东拿出红枣与花生来招待他们。

　　毛泽东高兴地问：“满有哇，听说你们家交纳的公粮竟是全村的一半还多，今天把你种粮食的丰收经验给我讲讲看。”

　　吴满有谦虚地说：“俺哪有什么经验，俺只不过是多费了点心思而已。”

　　毛泽东认真地说：“这‘心思’就是经验嘛。你要详细说，要把你的种植经验推广，让所有的庄稼人家都学着你的这种‘心思’。”随即，毛泽东又说，“不要急，你可以想想，把它们归纳成几方面去讲。”

　　毛泽东坐在那张旧式桌子前，铺好了纸，拿着笔，准备记录。

　　吴满有总结性地说：“要说这种庄稼嘛，第一就是要选好种子，第二就要整好土地，第三就要施好肥，俗话说：‘庄稼是朵花，全靠肥当家’……”

　　毛泽东一边记下了这几句话，并插言说：“你这话就说得很好哇，很通俗，还押韵哩。”

　　吴满有继续说：“合理密植也是庄稼种植的一个关键问题。”

　　吴凌旭时而望着父亲，时而望着毛泽东，他对毛泽东问父亲的话感到有些惊讶。

　　毛泽东问：“怎样才叫合理密植?”

　　吴满有说：“像玉米，一般采用扣种法，铲地时开苗，株距八寸，行距亦为八寸，垧保苗为15000-18000株。而我采用人工间苗，株距六寸或七寸，垧保苗25000-40000株。如果人手多，采用平翻起垄按种法，把株距缩小到五寸双株或四寸单株，垧保苗可以增加到50000-60000株。而高粱铲地时开苗，株距在三寸—四寸，垧保苗30000到35000株。如果人手够，可以用人工间苗，留拐子苗，垧留苗可以增至50000株左右。”

　　毛泽东听了非常赞赏地说：“这就是你吴满有种植成功的经验嘛，这样先进的经验为何不去推广呢?”

　　毛泽东记下后站了起来，来到吴满有身边，紧紧地握住吴满有的手，说：“非常感谢你给我传经送宝，如果今年开春全边区都采用你的密植技术，产量肯定要翻番的!”

　　交谈完这个话题，毛泽东略作停顿后，又问：“现在老百姓对共产党边区的政策有什么意见?”

　　吴满有说：“老百姓非常拥护边区政府的政策。”

　　毛泽东连连摆着手，说：“满有，咱不要听你的好话，你今天就要把老百姓的真话掏给我听。”

　　吴满有笑着说：“要说意见嘛，早些年对征收公粮任务过重有些反应，自从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来，粮食丰收了，意见就少了。”

　　毛泽东又问：“老百姓对边区共产党的民主选举、干部作风，还有农村的乡风问题，你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要说给我听!”

　　吴满有稍微回忆了一下，说：“三三制选举，老百姓非常拥护!要说问题，二流子的赌博恶习有些地方还在泛滥;另外，有些不法商贩贩卖毒品在延安周边地区也有苗头，城镇里的妓女也还有!”

　　毛泽东说：“你的眼睛是火眼金睛啊，看出了问题，看到了要害。这些恶习确实还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虽说我们不能一下子彻底铲除，但我们必须遏制它!”

　　谈完话，毛泽东看见吴凌旭的眼睛总是盯着自己手上那支自来水钢笔，便笑着对他说：“狗娃子，你是不是很喜欢钢笔哇?好，今天到我毛泽东家里做客，没什么东西送给你，这支钢笔就权当礼品送给你!”

　　吴满有忙谢却说：“主席的钢笔要写大文章的，咱狗娃子不能要!”

　　毛泽东笑着说：“送给咱们的狗娃，让他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锦绣文章，不是更好吗!”说着，将笔送到吴凌旭手上。

　　吴凌旭接过笔，忙向毛泽东鞠躬致谢……

　　忽然，外面的锣鼓声响起来了。

　　毛泽东说：“走，咱们去看秧歌!”

　　秧歌队欢天喜地地涌了过来，大家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

　　毛泽东走了过去，对同样刚从房子赶出来的周恩来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是呀!是呀!”周恩来连连点头，然后和毛泽东一起向秧歌队鞠了几躬。

　　春节过后不久，毛岸英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把他送到吴满有家学农业。吴满有很高兴，毛主席这么信任自己，一定要照顾好毛主席的儿子。他让毛岸英和自己的二儿子睡热炕上。自己支一块门板睡在地上，说是在门口为他们挡风，实际上是为毛岸英的安全把风。

　　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另外一个农民典型是杨步浩。中央红军到延安时，他刚娶了婆姨，分了地，分了窑，又没有负担，心里那个美，有劲，全使在地里。所以他种的麦子、谷子格外好。他和其他劳模一起到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听王震讲：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要开荒种地，生产任务目标确定下来，也不含糊，公粮也不能少交。

　　杨步浩心里格登一下，寻思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要多忙有多忙，时间金贵得很，如果整天蹲在地里，岂不是耽误了领导抗战领导革命的大事吗?所以就想代耕代交公粮，就把这个想法跟乡长说了。乡长一层层报上去，主席知道了，同意了，就叫下面问，那么代耕有什么条件呢?

　　杨步浩说了四个四：四头驴子、四把犁头、四把犁耙、四担小米。为什么要四份呢?是因为一个人种四个人的田地：毛主席一份，周副主席一份，朱总司令一份，自己的一份。

　　事情定了下来，他白天干，晚上打着火把也干，结果，当年就丰收了。把四份公粮交了上去，还有很多剩余的，也一起交了上去。

　　毛主席喜欢吃辣椒，杨步浩当然知道，所以他隔三岔五地就挑一对柳条筐，红的西红柿，鲜的辣椒，刚下的鸡蛋，到中央领导那里串门，走亲戚一样。中央领导也喜欢他，常留他吃饭，这样在延安好些年了，有感情。

　　那年杨步浩40岁生辰，周围七个村庄的邻里亲友200多人前来祝贺。毛泽东也派代表前来庆贺，并送给他一条写着“与人民同寿”的大红绸帐，礼洋20万元。杨步浩这一天从头到脚都换上了新衣服，准备了油糕米酒，站在大门口满面春风地接待客人。当他接过毛泽东送来的贺礼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两行热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忙，却把一位普通农民的生辰也记在心里。

　　这年春节，在杨步浩的提议下，决定以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的名义给毛泽东敬献一块金字匾。匾上写什么呢?经民主讨论，大家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人民革命，把千千万万受苦人救出了苦海，过上了幸福生活，所以在匾上绣上“人民救星”四个字最好。为了做好这块匾，杨步浩找延安城里有名的书法家毕拱斗先生写字，又找手艺最高的木匠做匾牌，忙活了好几天。

　　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杨步浩带领川口区六乡的秧歌队来延安给毛泽东主席献匾了。一路上吹吹打打，从南关边区政府门口开始，秧歌队一直扭到王家坪军委礼堂院子里。“人民救星”大红金字匾吸引了满街的群众。

　　毛泽东听到锣鼓声，赶紧走了出来，站在大门口迎接。

　　杨步浩走上前去，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您是咱受苦人的大救星。今天，向您献匾，是我们川口六乡群众的一点心意，祝贺您身体健康。”

　　一串五百头鞭炮响过，毛泽东微笑着接过匾，高兴地说：“延安川口区六乡的530户2400多口人，经常和咱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我感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贺今年夺得大丰收。”

　　杨步浩代表六乡群众讲话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们一定要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乡亲们扭完陕北大秧歌后，又表演了几个小节目。

　　杨步浩同毛泽东坐在一起观看，并把节目名称、表演者姓名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同杨步浩及秧歌队员合影留念，还在军委礼堂招待大家吃了顿饭。

　　解放后，杨步浩说要去看毛主席，到地委去开了介绍信，买了火车票，买了二十四尺布，做了二十四个小口袋，白面馍、黑面馍、小米、玉米、瓜子、南瓜，分别装好，装在大麻袋中一系，就扛上了火车。到了中南海，警卫不让进，杨步浩就拿出一张当年送金匾的照片，警卫一看，说：“哪个是你啊?”杨步浩说：“你看到匾下两条腿吗?那就是我。别人都忙着敲锣打鼓，我一看没有人拿匾，只好我拿了。”说完就撩起裤管，“你比比看，是不是我的腿?”警卫还是不让进。杨步浩急了，拿出第二张照片。这一张是周恩来和他换鞋子，他正弯腰。警卫拿照片七看八看，只看到大半个后背，还是没看到他的脸。警卫仍然不让进，他只好递上介绍信，警卫还是没搞明白，就跟里面打电话。朱德听说杨步浩来了，挺激动的，就说：“见，一定要见!没有延安的小米，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现在的生活……”

　　不知不觉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决定明天一定要起个大早，去给乡亲们拜年。

　　毛泽东说：“明天我们赶个早，到老乡家中去拜年吧!”

　　周恩来说：“好，要不然又让乡亲们要抢先了。”

　　站在一边任弼时抽了一口烟，笑着说：“来而无往非礼也，这叫做一礼还一拜。”

　　毛泽东说：“好，这事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大雪纷飞。

　　毛泽东破例起了个大早，推开窗门望望雪景，立即吩咐警卫团的同志做好准备，一会儿给老乡拜年去。

　　匆匆用罢早餐，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及工作人员一行十来人，带上礼品，来到枣园乡政府。

　　在乡里值班的乡长杨成福正准备出行，打开大门一看，想不到是毛泽东上门来了。

　　杨成福挥动着双手，满脸惊喜地迎了上去。

　　毛泽东抢先握住他的手，和蔼可亲地说道：“你们辛苦一年了，我们给你们拜年来了。”

　　“不敢当，不敢当。”杨乡长显得有些不大自在。

　　“什么不敢当，难道只有百姓给领导拜年，就不让领导给百姓拜年吗?”没等杨成福回话，毛泽东马上又岔开话题，“年过得还好吧?”

　　“托主席和共产党的福，好，好，好。”杨乡长一面回话，一面递烟、沏茶。

　　周恩来看着乡长那忙乎的样子，微笑着对他说：“成福同志，我看你别忙了。主席要给大家拜年，你就领我们到各家走一走吧!”

　　杨乡长心中一愣：主席和首长们日理万机，时间宝贵，全村20多户人家，住得又分散，都去拜年既费精力又费时间。于是他急中生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看这样吧!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中。我看不如我去把他们的家长请来，集体拜年，这样一来您都见到了，二来更亲热些，您看如何?”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说：“好。”

　　约半个小时左右，村里的群众都来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把客人请到座位上，又是端茶、敬烟敬酒，又是给小孩递花生、瓜子，如一家人团聚过年一样，整个乡政府大院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

　　大伙边吃，边谈。

　　毛泽东与老乡们还拉起了家常，特地询问了机关、部队与群众的关系，问得特别仔细。最后还问了有没有违纪现象，砍柴时砍了老乡的树没有，机关的羊群吃没吃老乡的庄稼，借了老乡的东西还没还，损坏东西赔没赔，对老乡的态度好不好等等。

　　临走时，毛泽东与大家握手告别，并对杨成福说：“你是乡长，我是你的一户居民，以后开会不要忘记通知我。也欢迎老乡们常来机关作客。”

　　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将毛泽东等领导人送出了大院。

　　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提了个建议：“元宵节那天，在中央机关的餐厅摆上几桌，把枣园乡二十几位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都请来，举行俱休祝寿宴。”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这个主意好!”

　　正月十五很快就到了，老人们接了请帖兴高采烈地来了，毛泽东双手抱拳给大家祝福。

　　大家笑容满面，频频回礼。

　　毛泽东亲自拉着老人们的手，将大伙请入餐厅。

　　宴会上，毛泽东亲自给老人们敬酒，说：“祝贺各位寿星，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老人们感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笑着答道：“尊老敬贤，应当应当!”

　　老人们谈笑风生，频频举杯。

　　毛泽东转来转去，尽地主之谊，一再劝老乡把酒喝好、把肉吃好。饭后还送给每个老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寿礼。晚上，又让这些老人留了下来，请他们看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

　　为了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边区人民的关怀，边区政府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带着许多好吃的东西，还送来一面写着“为民谋利”的锦旗。

　　毛泽东让机关的同志在礼堂摆放了两行桌子，上面堆满了花生、糖果、香烟等招待他们。

　　大家一一走上前去，笑着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握手问好。

　　毛泽东则亲自为每个人斟酒，领袖与群众水乳交融，浓浓情意;阵阵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枣园的上空。

50

　　1944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失利。为加快抗战胜利进程，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华中的同时，抽调一部兵力向华南发展。

　　一天，毛泽东找到正在延安附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向他交待一项特殊任务：“最近党中央准备派九百名干部到南方去，路线是经河南先到新四军五师，再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因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想从你三五九旅抽一名团长带上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南下。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王震说：“抽一名团长和一个加强营是毫无问题的，不过正像主席说的，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以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兵力是否少了些……请主席再考虑一下!”

　　回到旅部后，王震立即找来几位团长商议，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责任重大。

　　几天后，王震再次去延安，主动向毛主席请缨，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亲自带部队护送!”

　　毛泽东思考了一会，说：“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喽，党中央得研究一下。商量好了，我再找你谈。”

　　党中央当即召开会议，决定由王震带队，率领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在江南再做活一口棋眼。

　　王震接到通知，再去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先仔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然后说出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中央的部署是由你们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护送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南下。这次行动，共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毛泽东说到这里，突然把话停住，非常严肃地盯着王震，“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此番南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乐观的，即随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你们可以在华南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第二种是不乐观的，或者说是残酷的……就是全军覆没，都不得生还，包括你本人在内!”

　　王震坚定地说：“只要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我王胡子和三五九旅，坚决执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地完成任务!”

　　此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开会研究，考虑南下部队的组成问题。1944年10月31日，党中央召开一次书记处会议，最后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由王震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支队政治委员。

　　陈绍冬听到消息后，主动找到王震，要求参加南下支队。

　　王震说：“我正要找你谈这事，你主动来了。好，好好准备吧，部队很快就要出发!”

　　“是!”陈绍冬“啪”地向王震敬了个军礼。

　　11月10日，王震率部告别延安，开始了南征。部队日夜兼程，跨黄河，浩浩荡荡地向南疾进，曾创下一天一夜行军九十公里的纪录。然而，由于天降大雪，天气异常寒冷，不少人在行军路上冻伤。经过艰苦的行军，直到次年元月，南下支队才到达鄂豫皖边大悟山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

　　2月14日，南下支队告别新四军战友，向鄂南挺进，在当地百姓的拥护下，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根据地。支队司令部经过仔细分析，认为湖南临湘、岳阳县有相当数量的日伪军，国民党地方势力王翦波的第四挺进纵队也在这一带活动;而稍向东南的平江、浏阳地区，自第四次“湘北会战”沦为敌占区后，国民党正规部队早已撤离。盘据此地的日伪军先后撤走，国民党正规部队尚未返回，这里成为“真空”地带。根据这种情况，支队决定向平江、浏阳方向进军。

　　南下支队主力由通城县大源向东南行进，经江西修水县境西行，至湖北通城南部的大坳，进入湖南平江县境沙铺里。部队入湘后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下简称抗日救国军，下属大队全部改为支队。原第一大队二营、原支队直属警卫连和侦察连，以及第二大队一连为基础，扩编为第五和第六支队。

　　国民党顽军五十九师七十七团进驻平江三眼桥一线，企图阻止抗日救国军南进。南下支队从驻地汪坪分两路冒雨南进。左路在钟洞遭国民党顽军阻击，被迫自卫，歼其一部，缴枪50余支，在三眼桥又歼灭顽军1个营;右路通过梅仙、团山。

　　3月23日，抗日救国军抵达平江沙铺里，在争取县警察局局长单先麟支持后，当晚顺利进入县城。28日，抗日救国军在平江县城景福坪体育场召开全县民众大会。城关及附城的三阳、浊水、东源等地的受苦农民听说老红军回来了，都扶老携幼赶来参加大会。会上，王震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痛歼日军的英雄事迹，王首道讲解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意义。大会选举成立了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重建平江县委。

　　当天，司令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致电报喜，并报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回电说：“你们占领平江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天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个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的根据地，然后继续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

　　中共平江县委、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在汉昌镇、思村乡、梅福乡、谈岑乡等区建立了基层民主政府。

　　南下支队纪律严明，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在城东天岳书院，部队大部都在街头露营。第二天清晨，部队指战员分头到大街小巷去刷标语，张贴《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去岁湖南沦陷，日军肆虐横行，

皆因抵抗不力，政府抛弃人民。

本军奉命援湘，消灭万恶敌人，

实行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好人。

工农商学各界，军队地方士绅，

不分阶级党派，皆愿相见以诚。

一致联合对敌，展开民族斗争，

独裁贻误国事，专制违反民心。

惟有迅速改革，方能耳目一新，

实行三民主义，恢复中山精神。

建立联合政府，制止一党横行，

取缔贪官污吏，扶持好人正绅。

厉行减租减息，改善社会民生，

取消苛捐杂税，买卖务求公平。

反对强迫兵役，欢迎志愿参军，

保障人权财权，维持社会安宁。

严惩汉奸特务，悔过可以宽容，

中国有共产党，华北有八路军。

布满大江南北，则有新四大军，

广东广西一带，抗日起义纷纷，

德寇正在瓦解，日寇亦将土崩。

苏联英美中法，保障战后和平，

世界进步很快，中国岂能后人。

愿我三湘子弟，一致义愤填胸，

起来保乡卫国，充当抗日英雄。

倘有汉奸国贼，敢于阻挠军容，

自当痛击不贷，勿谓三令五申。

特此剀切布告，仰各一体遵循。

　　群众看了布告后，兴奋地奔走相告：“当年的老红军又回来了!”人们没有想到，昨晚露宿街头，秋毫无犯的部队，竟是他们盼望了七年多的老红军。全县各地报名参加抗日救国军的就有360余人，各地还相继组织了抗日游击武装。

　　抗日救国军进驻平江仅一周多时间，蒋介石就严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王陵基率四个正规军、两个游击纵队和地方保安队约6万兵力，妄图乘抗日救国军在平江立足未稳而一举歼灭。

　　4月初，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其第九十九军、五十八军从浏阳进逼平江。第七十二军十三师和十五师从长寿街一线进攻南江桥，企图夺取该地后，调头向南，合击平江县城。王翦波的第四游击纵队九、十支队，为配合湘阴长乐街之顽军主力进攻平江，也从岳阳县进入平江大洲夹石洞后方。王震分析敌情后，即决定第三支队由曾涤率领深入平江西北、岳阳东南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第四支队留守平江县城;第五支队移驻三眼桥;第六支队仍驻安定桥。部署好后，王震亲率主力第一、二、三支队北进，在岳阳大洲清水岭至芭蕉坳一线消灭王翦波的九、十支队各一部，缴枪百余。然后乘胜追击，在车廖家、杨戚家和黄金坑一带歼其大部。王部溃不成军，向临湘药姑山方向逃遁。

　　正当救国军向药姑山追击时，国民党军王陵基第七十二军已向南江桥进犯，企图配合第九十九军一举夺取平江县城。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作为前卫，在南江桥、躁溪一线阻止顽军。第一、三支队在南江桥一线，向顽十三师先头部队发动攻击。敌自感兵力不足，撤出幕阜山一线，向虹桥、浆市方向退却。

　　南江桥战斗后，抗日救国军旋经杉树坳、铁炉坪和上大洲，进驻汪坪一带。这时，新近起义参加抗日救国军的张雄部，也驻在大洲，王震、王首道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救国军在汪坪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以便加强党的领导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更好地开展湘鄂赣边区的对敌斗争。经中央批准，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委员会、湘鄂赣边军区和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正式成立了，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通山、嘉鱼、蒲圻、崇阳、大冶、鄂城、阳新、咸宁等县的对敌斗争。

　　就在抗日救国军进驻汪坪时，顽军第九十九军和七十二军已从东、南、北三面向平江逼进，三眼桥被顽军占领;三墩、虹桥等地也有大量顽军集结，平江已陷入顽军重兵包围之中。王震带领抗日救国军主力主动撤离汪坪，向谈家坊一带转移，然后在谈家坊召开第四、五、六支队负责干部会议，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研究行动方案。

　　早在南下支队进占平江时，另派一支小分队，由湖北通城进入湖南临湘县。小分队经过龙窖山区箩筐洞时，遭王翦波十一支队沈万选部的追击。王震即发函王翦波，愿与他联合抗日，希望王翦波以国家利益为重，联合一致抗日，在南下支队经过途中不要制造摩擦。

　　王翦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竟复信曰：“翦，抗日不足，剿匪有余。”王翦波一方面加紧在岳临边界的大云山、白羊田一带布防，构筑工事;另一方面在群众中造谣，说南下支队是“黑兵”。还下令学校停课疏散，闹得不明真相的群众惶恐不安。

　　南下支队到达临湘白羊田周家冲休整时，正值深夜，为不惊动群众，部队露宿在群众的阶檐下。

　　天明时群众开门见到露宿的战士，非常感动，纷纷请战士们进屋，安排住处。离开时，战士们把群众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挑得满满的，群众很受感动，南下支队的行动使王翦波的谣言不攻自破。

　　抗日救国军指挥部为阻滞敌军的进剿行动，派出部分部队，在西岭、小水岭、芭蕉坳、孙家源等地，与国民党顽军展开激烈的阻击战，给顽军以严厉的打击。王震带领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地物，处处设伏，使顽十三师伤亡惨重，一度失去进攻的能力。

　　5月，抗日救国军向南行动，进入临湘、岳阳地区，向王翦波的老巢大云山进击。战士们分兵夺路从高家桥打到草鞋岭，扫清敌人外围据点后，越过南山、黄金坑，在石庙歼灭顽军李阔海部。然后，从东北向南西两侧，分兵两路将大云山包围。王翦波纠集4000余人，企图凭借碉堡和在交通要道上用竹片削成的地钉、鹿岩等障碍物负隅顽抗。

　　总攻开始了，第三支队先从东北面的詹家桥、跳石港、大云塅直上，一举攻克刨梁波、漆家山、石庙、鸡子石，直捣老君殿、新云山;东南面部队从西台、曹家冲进逼老虎庙;主力则从伞坝桥直上柏树坡，向车廖家发起攻击。

　　王翦波部凭险顽抗，抗日救国军锐不可挡。

　　一夜激战后，王翦波残部被歼灭殆尽。

　　王乘夜逃遁，大云山被抗日救国军全部占领。

　　大云山战斗告捷后，部队原计划在原地稍事休整，即向湘中日伪后方挺进。

　　王陵基惟恐抗日救国军在大云山建立根据地，马上调集第九十九军九十二师、九十九师向大云山地区进剿。日伪军一个联队也从岳阳进至黄岸市一带，与之遥相呼应。

　　抗日救国军原计划在敌军必经之路的小湄村附近隐蔽，趁晚伏击途经的顽军，以打破顽军的计划。不料，当抗日救国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地域时，顽军已先期到达。抗日救国军与顽军突然遭遇，由于后续部队未到，顽军凭借有利地形和优势兵力，连续发起攻击。

　　战斗中，王震身先士卒，亲率军直属队冲锋陷阵。

　　次日拂晓前，抗日救国军击溃顽军一个营，俘虏副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机枪10余挺，步枪数十支，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王震率部撤至平江、湘阴交界的桃花山，再次返回鄂南根据地。稍事休整后，派熟悉湘阴情况的陈绍冬率第六支队进驻湘阴、汨罗敌后地区，组建湘东军分区，陈绍冬任司令员。

　　陈绍冬率第六支队，穿过敌人防守空隙，顺利到达湘阴神鼎山区。随即与国民党湘阴县抗敌自卫团第一大队遭遇，将其击溃。进入白鹤洞后，源塘乡自卫队队附刘诚，在军部锄奸科科长李成铁的启发下，率十二名队员及武器脱离国民党，参加第六支队。紧接着，由龙瓒、游凯领导的两支游击队，也先后前来第六支队报到。

　　队伍的扩大了，陈绍冬决定将来时的两个连，扩编为三个连。由于部队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湘阴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逃往他乡的百姓也纷纷返回，重建家园。但因日军的疯狂洗劫，绝大多数群众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时，遇到了很多困难，陈绍冬和大伙一起想办法，帮助解决。当时稻种非常奇缺，陈绍冬便派干部到平江、浏阳购回一批，分发给群众。住房被毁，他带领战士帮助大家重建。没有耕牛，干部战士们自己下地用肩膀拉犁帮助老百姓耕地。六支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湘阴根据地出现了军民一家，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

　　不久，抗日救国军第三、四、五、六支队，合击湘阴洪源洞，打垮王翦波部顽军近500人的进攻，将国民党湘阴县政府及其所属武装赶往洞庭湖以西的锡安乡。保卫部锄奸队侦破王翦波秘密设在大王洞的一个地下仓库，缴获大批药品和食盐，给部队补充了急需的物资，也给附近群众解决了吃盐难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陈绍冬带领部队与日伪军进行了数十次战斗，屡战屡胜，成为威震湘东的一支抗日劲旅。队伍也日益扩大，将原来的三个连扩编为三个大队，已是一支7000余人的大队伍了。

　　5月下旬，陈绍冬获悉日军将押着民伕，从川山坪车站押运粮食、布匹到李家塅据点，决定拦路截击。

　　陈绍冬令吴耒芝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在川山坪与李家塅之间的冷水井设下埋伏。日军30多人，驱赶着被押运的200多个民伕到了山脚下。进入埋伏圈后，吴耒芝放枪示警，民伕闻声弃车逃开。日军全被击毙，是役缴获200多车粮食、布匹和武器。

　　日军在湘江的活动十分猖狂，所有渡口船只全被日军掳掠。为积极配合南下支队主力渡过湘江，向粤挺进，陈绍冬决定派部队在北起营田、南至长沙县铜官一线，打击日军。

　　县警卫大队队长刘诚率部来到湘江下游营田街，埋伏于江岸，待敌汽艇一靠岸，发起猛攻，炸沉日军汽艇一艘，缴获枪两支、纸烟一箱。

　　6月上旬的一天，日军押着3艘载有500余担食盐的民船，逆流而上。第六支队的陈连长带领30名战士，埋伏在老闸口的大堤后面。当日军进入埋伏地段，船伕靠岸拉纤时，六支队指战员一跃而起，一齐向日军开火。船上13名日军全被击毙，盐被全部缴获。

　　端午节那天，日军乘机到黄谷乡打掳。第三大队大队长游凯得知情报后，率部埋伏在日军必经的铁龟山。日军进入伏击圈后，战士们一齐开火，被毙20余名，活捉3名，缴获枪20余支，钢炮一门。紧接着，陈绍冬组织力量在樟树港歼灭日军一个兵站，击毁敌运输艇5艘。占领了铜官至樟树港一带的渡口，控制了湘江下游。

　　7月21日晚，王震、王首道率主力来到湘阴，会见了陈绍冬，表扬了六支队在湘阴建设根据地的成就。

　　日军投降前夕，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主力，由岳阳、汨罗途经平江两开堂、金光坪，进入长沙的福临铺，迅速向华南挺进，进入湖南与广东两省交界的五岭山脉，准备与坚持广东的东江纵队会师，共建华南抗日根据地。但由于美国没玩本土作战，而是丢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撑不住了，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蒋介石命令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成联军，分三路包抄夹击南下支队，形势非常严峻。王震与司令部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停止南进，北返中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以保存力量。

　　王震一边将遇到的紧急情况电告中央，一边命令部队从湖南南部八面山突围北返。

　　毛泽东让中央给五震回电：“时局变化……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

　　王震接到毛泽东的电令，带领南下支队主力部队进入江西萍乡，由浏阳进入平江长寿的九岭山下宿营。第二天，在长寿与嘉义之间渡过汨罗江，进入谢江的周方和横江，日到达三墩。

　　这时，敌九十二师尾追而来，梅仙、南江都有了顽军，不得已改道经梨树坳、柘庄、上大洲、板江，进入岳阳县境，然后，穿过月田、国清门、毛田，北返。

　　南下支队主力部队到达江西萍乡时，副司令员郭鹏骑了一匹快马赶到湘阴县，向陈绍冬等传达了迅速北返的命令。

　　陈绍冬立即收拢部队，北上鄂豫皖边区，与主力会合。

　　北上途中，南下支队粉碎了国民党王陵基部4个师的追击堵截，渡过汨罗江，顺利通过顽军设置在临湘桃林至通城的公路封锁线。当部队英姿飒爽地经过羊楼司附近村庄时，驻在这里已投降的日本兵，向这支英雄的八路军部队立正敬礼。

　　金秋十月，部队胜利到达湖北黄安县庙基湾，与新四军五师会合，随即恢复三五九旅番号。

　　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南下，至1946年10月重返延安，历时两年，途经8省，大小战斗300余次，冲破敌伪顽军100多条封锁线，行程2万余里，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

　　(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