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色政权》 ▎第十三章 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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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政权》

作者：谢建军 陈小平

第十三章　抗大

　　内容简介：中日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毛泽东在陕北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暗暗地积蓄力量。陈士榘和陈绍冬都安排在抗大学习。

　　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和平解决事变，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不久，全面抗战开始。陈士榘被任命为115师343旅参谋长，开赴前线，参加的平型关战役，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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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1936年6月1日，瓦窑堡米粮山，一座破旧的寺庙外，红旗招展，嘹亮的歌声震荡山谷，“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开学了。陈绍冬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被选送到学校学习。

　　“红军大学”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11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创办的红军教导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干部培训机构，也可以说是第一座军校。随即，红军军校在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1931年，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随即在瑞金创建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军大学”改称为“干部团”。到达陕北后，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再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不久改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

　　毛泽东对创建“红军大学”的工作非常重视，中央红军刚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就把建校工作提琴到议事日程上。

　　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党中央估计，在新的形势下，内战终将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形成，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之际，“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当时，从党中央到地方，从领导机关到基层部队，干部特别缺乏。能读会写，有马列主义修养的干部实在是太少了。

　　一次，邓小平带着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前方去，走到半途，便被自己人把这两个读书人给留下了。于是，双方打起了官司，都想要人。最后，还是从总司令部抽了两个能教书的同志，才把这两个人给“顶赎”回来。

　　中央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讨论创建红军学校，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是一个非凡的年代。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应该把这一历史的重任担在了自己的肩上。”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看了大家一眼，继续说，“着眼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办个规格高规模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是犯罪。”

　　毛泽东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即将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于是将刚刚恢复的“红军大学”她定名为“中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他就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学校终于开学了。“中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由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至成为校务部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亲自承担授课任务。

　　第一期共有学生一千零六十三人，分为三科：一科三十八人，二科二百多人，三科八百多人。第一科是红军高级干部班，40位学员里除了两位外籍人士外，基本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他们分别是罗荣桓、彭雪枫、谭政、苏振华、杨成武、莫文骅、赵尔陆、刘亚楼、杨立三、张爱萍、王平、耿飙、肖文玖、郭树声、贺晋年、谭冠三、李涛、张纯清、周文龙、胡竹庭、刘鹏、冯玉和、周建屏、刘惠农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这些中国革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成为“抗大”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有的成为“抗大”后来的分校校长、教员，有的成了抗日战场的名将，其中从这里走出了开国将帅就有22个。所以，把“抗大”说成共产党人的“黄埔军校”一点也不过。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黄河之水 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开学典礼简单、朴素，隆重而又庄严。庙堂外一片空地上，临时垒起的土台子，上面摆着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

　　陈士榘和陈绍冬都是这一期的学员，两人很兴奋，也激动。

　　歌声一停，他们就站起身子，扫了会场一眼，千多名学员在主席台下席地而坐，鸦雀无声，静候着典礼的开始。

　　突然，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正朝主席台上走来。

　　陈绍冬赶紧坐下，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主席台。

　　毛泽东走到主席台，坐下来不久，典礼便开始了。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的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在以后的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更大的贡献。”

　　“好!”毛泽东的话音一落，会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最后，毛泽东告诫全体教职学员：“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一条，艰苦奋斗。”

　　陈士榘和陈绍冬时刻铭记毛泽东的讲话，虚心学习，成为了最优秀的学员，无论是理论，还是训练都是名列前茅。学员们都进步很快，大家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洗礼，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学习了过硬的军事本领，在未来成为抗日和人民解放战的中坚力量。

　　红军大学越办越红火。不久，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团以上干部，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全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可蒋介石听到消息，恨得牙根痒痒，就派重兵来进犯。

　　1936年6月21日午夜，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队一部偷袭瓦窑堡，陈士榘和陈绍冬立即组织抗大学员投入战斗，掩护中央向盘龙、保安一带转移。

　　保安是刘志丹的家乡，刘志丹是中国革命的又一个传奇。

　　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后，不知道将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带到哪里去。有位战士买油条，吃了，再看包油条的报纸，报纸上就讲刘志丹在陕北带领十几万红军，搞得当局焦头烂额。

　　大家赶紧把报纸送到毛泽东的手里。

　　毛泽东看了报纸喜出望外，说：“别说十几万，哪怕只有一万，我们也去找刘志丹。”

　　就这样，毛泽东从半张包油条的报纸上，获悉胡宗南正在“围剿”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这才确定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

　　毛泽东到了陕北，就问一个游击队长，刘志丹在哪里，游击队长起初不敢说，又不得不说，原来刘志丹受到了诬陷，被保卫局关了起来。一起被抓的还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罪名是“反党分子”。革命这么艰辛，还在乱杀人，自毁长城，怎么行?毛泽东当机立断，来了个“刀下留人”，一面向汇报工作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毛泽东来到瓦窑堡的第一件事，就是见刘志丹。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诞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丁镇，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入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及参谋长。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转战陕甘边，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刘志丹革命意志坚定，终南山一战，只剩下十几个人，在深山里，没吃没穿，皮包骨头。漆黑的夜里，他燃起一堆篝火，跟大家说，失败了再干。然后带着这十几个人，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了袭击，结果只剩他一个人冲了出来。他从山崖上，沿着松柏树、竹子滑下来，到了山下，与王世泰等同志会合，接着又碰到渭华起义时的一个大队长。

　　这家伙是叛徒，刘志丹他们不知道，被带进了民团副团长的家里。

　　大家才发现上当，一时慌了神。

　　刘志丹很沉着，他掏出钱，支走了两个团丁，让他们去买点衣服。然后掏出枪，对民团副团长说，别动!要想活命，送我们出去!对方说，好好好，这个完全由兄弟负责。

　　后来，刘志丹他们化了装，渡过了渭河，绕道洛河，奔回根据地，重整旗鼓，革命的火种又在陕北熊熊燃起来了。

　　1934年2月至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灭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8月，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

　　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1935年秋，红二十六军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年秋天，刘志丹受到机会主义分子诬陷，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刘志丹才得到释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

　　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5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为了永久地纪念他，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毛泽东为他题碑：“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张闻天为他题词：“子丹同志，精神不死!”

　　毛泽东刚到陕北时，还不认识习仲勋，但对这个名字有深刻的印象。一是这人与刘志丹联系在一起，险些被左倾路线的人砍了头，是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救下来的。再一个原因，习仲勋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村落的墙上，大树上，贴着的布告，到处是他的大名，毛泽东有意无意就把这个名字记下了。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一次见到了习仲勋，吃了一惊，原来习仲勋这么年轻，刚刚才23岁，就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就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领导军民取得了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胜利。于是想好好培养一下这个年轻人，抗战时期，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成立，毛泽东便让习仲勋担任政委，并且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习仲勋果然不负厚望，一方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策和策略把握到火候，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固而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抗日战争胜利，西北局书记高岗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是年，习仲勋33岁。解放后，“五马进京”，其中就有习仲勋、邓小平等。

　　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创建陕北根据地的人物中，刘志丹牺牲得太早，是历史选择了习仲勋。

　　红军大学刚刚转移到保安县的第二天，陈士榘随校长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红军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袭击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陈士榘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地发现了他们的行动。

　　“噼噼啪啪”，一排冷枪打过来，林彪扑倒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

　　陈士榘想，糟了，校长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又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喊的是“马……马……”陈士榘把马牵过来，可目标更大，一排排子弹“嗖嗖”乱跳。陈士榘急中生知，往马背上抽了一鞭，马猛地往前一蹿，把敌人的火力引开了。

　　几个警卫员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终于化险为夷。

　　抗大终于在保安城安了家，可这根本就不像一座城。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

　　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保安穷山窝，破洞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黢黢的洞口，远远望去，好像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长期没人居住，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这些乱石纵横、狼藉不堪的石洞，就是抗大的校舍。

　　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学员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在洞口，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平整了场地和道路。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所有教师和学员住的一样，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红军大学”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学员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学习却很用功。除了听课，就是自学或讨论。石洞里很暗，大家便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眼望蓝天游云，漫谈讨论。

　　一次，有个同学对“货币”半懂不懂的，突然想到有个同学借了他的钱，连忙喊了起来：“谁借了我的货币?”

　　大伙“轰”地笑了起来。

　　晚上，大家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

　　毛泽东走过来看望大家，说：“你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苦不苦?”

　　陈士榘说：“不苦!”

　　“好!”毛泽东伸出大拇指，赞赏了一声，然后风趣地说：“嗯，不错!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

　　陈绍冬问：“那我们什么时候下山呢?”

　　毛泽东笑着说：“怎么，刚来就想着下山?不过也快了，天下大乱，你们就可以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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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这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主席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宏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弯。更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毛泽东为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苏联顾问李德讲兵团战术。为了帮大家在时局转换的关头转弯子，毛泽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从不兴师动众，更谈不上戒备森严。

　　有一次，毛泽东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来到一科驻地。他们一走进教室，学员们就站起来热烈鼓掌。

　　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大家坐下。

　　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然后开始上课，他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不久，就在陈绍冬、陈士榘他们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

　　消息传来，大家欣喜若狂，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

　　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它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这事情的原委，还得从东北王张学良的一位旅长高福源说起。

　　张学良丢了东北，本来就很窝囊，可老蒋有令，要他入陕“剿共”，又不得不从。高福源充当先锋，在榆林桥和红军干了一仗。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有了落脚点后，休养生息，补充了兵源，功力恢复了，打地方部队，那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几个照面，高福源就变成了俘虏。高福源想，完了。他知道在江西围剿时，红军活捉了个张辉瓒，是个师长，群众大会一开，高帽子一戴，推出去，二话没说，就毙了，所以他尽做恶梦。但是他做梦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枪伤也治好了，棉衣也发了，还参加了“解放军官学习班”。学习班就是有中央领导参加的沙龙，他就听中央领导的抗日演讲，和政策主张。这些抗日的主张说到他心坎上了。东北军谁不想抗日，打回老家去呢?和共产党在这里同室操戈，有意思吗?没意思透顶，你们在这里对掐，日本人看着笑也笑死了。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说要见红军负责人，有要事相商。和李克农见了，就说他愿意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就不知道共产党相不相信他，敢不敢放他回去?李克农向中央一汇报，中央说，行，诸葛亮都七擒孟获，何况一个小小的旅长?

　　高福源就回到甘泉，现身说法讲他看到的红军，面见张学良时更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就没了。”其实，张学良也不想打。有一次，他到前线视察，没有看到一间完整的房子，连他自己都没地方住，老百姓能住什么地方呢?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真的不能再打内战了，打得窝火，要打，和日本人拚了，才值。所以张学良就同意与中共谈。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又回到苏区，向李克农汇报详情，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李克农很是高兴，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

　　1月21日，在洛川，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代表王以哲进行了首次会晤。半个月不到，张学良又从南京经西安飞抵洛川，亲会李克农。

　　一见面，两人一握手，张学良就说：“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李克农一听，就有戏，这是张大牌，要和红军全方位合作。

　　3月16日，李克农回来汇报，党中央就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随行赴延安会晤张学良。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几十年后，张学良还说：两人初次见面，他就非常佩服周恩来。显然，张学良开始接受周恩来的影响。有以上铺垫，八个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1936年8月，西安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无所适从。就在这时，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局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则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次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

　　1936年12月22日，端纳全力周旋，随即和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下机后，宋美龄看到张学良、杨虎城亲自在机场迎接，心里稍平静了些，便对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

　　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

　　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与张、杨进行了简单的会谈，然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和端纳一起去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泽东和党中央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毛泽东高瞻远瞩，认为事变只有和平解决, 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随即派周恩来抵西安后，与张学良会谈。

　　陈绍冬和所有的教师学员一样，对放蒋介石的决定，怎么也接受不了。

　　恰巧那天，毛泽东又亲自来到红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报告。

　　陈绍冬就问：“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怎么就这么放虎归山呢?”

　　毛泽东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陈绍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

　　周恩来到了西安后，立即和张学良、杨虎城商谈，拟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 一致抗日。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放弃剿共，共同抗日。

　　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并留下一道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可回到南京后，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了，一直到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死后才恢复自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抗大的第一期学员也毕业了。毕业后，陈绍冬留在了军校当教员。陈士榘被任命为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随即担任三十军代理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

44

　　1937年1月，“抗大”随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从保安迁至延安，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从这时起，抗大开始公开招生。在党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会聚到延安。中华大地的学子们，纷纷投笔从戎，不顾道路艰险、战火纷飞，相约同赴抗大。大家坐火车、乘轮船，再换汽车、搭马车……去延安的路并不好走，很多时候，青年们就靠两条腿，越过秦川，蹚过黄河，花上十天半个月，甚至是数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从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到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赶赴延安。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长官与部属相约，结对成群地来抗大。

　　他们中既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各界名人;既有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也有国际友人;还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尽管他们的出身、年龄、文化程度甚至语言各不相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会聚到了延河岸边，会聚到了抗大的旗帜下。

　　印度援华的柯棣华大夫，看到从八百里莽莽秦川走来三五成群的青年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时，不禁赞叹：“奇迹，奇迹，真是奇迹!”

　　毛泽东尽管很忙，但总要挤出时间去抗大上课。

　　“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所有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没有教授教员，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时有些人给讲一讲，都是一些行政干部，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学习。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的大学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学校。”毛泽东在延安给学员们作报告，开场白常常是这样的。

　　毛泽东一到抗大讲课，陈绍冬就组织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在露天会场集合。大家排好队，背包一放，席地而坐。毛泽东站在讲台上，也没有扩音器，亮开嗓子就讲。全场几千人，个个屏息聆听，鸦雀无声。学员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写张条子递上去，请毛泽东解答。

　　1937年4月至7月，毛泽东亲自给抗大学员讲授了100多个小时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他对学员们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炫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不久，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紧接着，北平失陷，天津失陷。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行动。

　　8月13日，上海南火车站的日军首先遭到国军轰炸，日本方面派出上海派遣军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即为凇沪会战。

　　8月14日，《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正式发表，这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寇铁蹄深入，神州陆沉，偌大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大批学生走出校园，寻找救亡之路。主张抗战救国、尊重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对广大知识青年形成了强大吸引力，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时间成为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城”。

　　抗大第二期结束学业，学员奔赴抗日的各个战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大校长林彪任命为八路军115师长，陈士榘被任命为115师343旅参谋长。全体毕业学员在抗大操场上聚会换装，宣誓后，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不久，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打响了，陈士榘作为115师343旅参谋长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

　　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就将剑锋指向华北。日军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挥下，以四个旅团另加伪蒙军九个骑兵师由察哈尔沿平绥路进犯蒙疆。平汉路之日本侵略军第五师团在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下，由怀来经蔚县、涞源向保定策应作战。中国方面，国民政府第二战区以各一部在蔚县、平型关间及天镇、阳高进行抵抗，以主力在大同附近集结，准备在聚乐堡与日本侵略军决战。日军来势汹汹，仅二十天，便占领了天镇、阳高、大同、集宁各城市和大片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未经战斗占领大同后，国民政府第二战区接着组织平型关战役，其主力撤至恒山内长城一带防守：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防守茹越口，三十五军撤至雁门关阵地，十七军、第七十三师及十五军退守平型关、团城口既设阵地，林彪带领的一一五师赶到平型关，截断日军后方供应补给线。

　　根据日军进攻的情况，阎锡山也制定了作战计划，任命傅作义为总指挥，以1个师加两个旅作为总预备队，用8个团的兵力，由内长城外侧公路以北地区向东、西跑池、小寨间迂回，侧击日军右侧背。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平型关东边的山地夹击日军，断敌后路。阎锡山电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我决歼平型关之敌，增加8个团兵力，明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

　　八路军总部接到阎锡山的电报后，立即命令一一五师进行战斗动员，并于9月24日拂晓进人阵地，以3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然后将战斗部署分别上报毛泽东和阎锡山、蒋介石。

　　先天傍晚，师部收到第六集团军送来的一份《平型关出击计划》，说他们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林彪和聂荣臻在破旧的马灯下摊开军用地图，把各方面搜集的情况又作了一番比较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根据多方情报，尤其是灵丘下午传回的情报，日军明天凌晨要出发，赶到团城与另一队日军会合，因此八路军必须在天亮前进人阵地并隐蔽好。

　　这时已经是晚上7时了。从阵地回来，大雨倾盆，林彪浑身上下淋得透湿。但他不管这些，立即用电话下达了出击命令。

　　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接到命令，带领部队于立即出发，在天亮以前进人白崖台一线的设伏阵地。

　　三四四旅随后开进，拂晓完成各种战斗准备。

　　林彪再三嘱咐，暴露与否，是胜败关键!

　　然后，他又亲自到六八五团的阵地检查。

　　白崖台一线距离日军预计经过的汽车路仅两三里地远。为了隐蔽进人阵地，一一五师选择了最难走的小道。老天爷也来凑“热闹”，雨越下越大，电闪雷鸣，还暴发了山洪。虽然有工兵营，却很难在短期内架起桥来，徒涉中有战士被洪水卷走。到后来，水势越来越大，走在后面的三四四旅才过去一个多团，就过不去了。

　　聂荣臻和林彪商量，没有过来的不要硬过了，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过来的三四四旅一部分作为预备队。

　　林彪同意了。

　　天亮后，在断断续续的炮声中，陈士榘跟着林彪来到前沿阵地，察看了平型关的地形。

　　乔沟路北山高坡陡，极难攀登，路南山低坡缓，易于出击。正面的路口有国民党一个军防守，343旅的伏击部队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约十多里的东南山地上。缺口处的高地上，正面架4挺重机枪，两翼各架3挺轻机枪，封锁惟一的出口。

　　陈士榘在现场摊开地图，然后站在林彪身边，确定各部队的阵地：左面“蛇头”位置是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六八五团，右面“蛇腰”位置是李天佑、杨勇率领的六八六团。位于“蛇尾”位置的是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他们奉命穿过乔沟，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人的后路。六八八团作为预备队，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分别向平型关的东北和东边开进，执行打援任务，配合主力作战。

　　打响平型关战斗第一枪的，是远在灵丘以东的115师独立团1营。昨天晚上，独立团1营进入腰站。腰站位于涞源以西大约二十公里处，是涞灵公路上一个小村，在山谷之中，四面是光秃秃的高山。从腰站沿公路东去就是驿马岭，翻过驿马岭，就是河北地境。驿马岭山上有一隘口，涞灵公路即从该隘口穿过。要从涞源向平型关进发和增援，驿马岭上的隘口是必经之地。

　　天刚蒙蒙亮，独立团接到侦察报告，日军已经占领了驿马岭山上的隘口，其中一部正向腰站方向搜索前进。一营长曾保堂立即下令：一连在公路两侧展开，伏击从山上下来的日军，得手后跟踪追击，相机攻占驿马岭隘口;二连从右翼袭取隘口，三连迂回攻占南面比隘口更高的山峰!

　　面对强敌，团长杨成武告诉一营干部：“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力，所以我们必须猛打猛冲，毫不犹豫，使敌人对我们的兵力产生错误判断，才能把鬼子打退。”

　　7时许，日军接近了一连的阵地。曾保堂举起驳壳枪打响了平型关战斗的第一枪。

　　瞬时，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几十个日军立即栽倒下去，可大群日军迅速找到隐蔽物，开始射击。已经倒下的敌人，居然也带伤爬起身，拖着枪往土沟里爬，继续射击。

　　打了几枪以后，八路军在一连长张德仁的带领下冲进敌群，与日军展开了肉博。日军在中国从未见过这么勇猛善战的军队，被冲乱了队形，纷纷后退。张德仁带着一连紧追逃敌冲上隘口。冲到半山腰时，隘口两翼突然喷出七八条机枪火舌，张德仁身子晃了几晃，便和前面的两个日本兵一同摔倒了。他身后的战士也纷纷中弹，顺着山坡滚了下来。

　　也就在这时候，埋伏在平型关前的115师主力也开火了!

　　在叙述平型关伏击战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战场形势和115师的部署。

　　343旅685团部署在辛庄至老爷庙一线。老爷庙旁山面沟，距峡沟出口处约四十米。其西侧有一片干河滩，停了十几辆日军汽车。向南沿南沟前行一公里至关沟村开始上山，再前行三公里就是平型关;公路沿西沟而上，前行一公里至辛庄攀山，再前行三公里至跑池村而达山巅，这里是平型关北侧要隘。685团没有在战前占领老爷庙的老爷岭制高点的原因，应该是其西侧被日军用作停车场，停了十几辆汽车。日军停放了汽车，配置看守人员，为避免暴露我军目标，就没有提前占领老爷岭。685团任务：一营为先头突击营，攻击敌停车场;二营从一营左侧向关沟、辛庄方向攻击前进;三营在师指挥所东南的山梁后隐蔽，随时准备加入战斗。686团部署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从小寨村入狭沟，至老爷庙出口，全长四公里，沟深十至三十公尺，宽十至二十公尺。沟西北侧是高山，势如陡壁;沟东南侧状如刀削，上沿与沟壑平行是一带形平地。686团任务：一营在左，三营在右，并肩向老爷庙方向实施主要攻击，拦腰截断沿公路开进之敌。二营为团预备队，伺机投入战斗扩大战果。

　　344旅687团部署在小寨村至蔡家峪、东河南镇一线。蔚代公路从灵丘城伸出，沿唐河河谷西行二十公里经东河南镇，在蔡家峪村脱开河谷，转向西南平型关山区的沟谷之中。从蔡家峪到小寨村，沟谷逐渐变窄，西北侧坡陡，东南侧是缓坡。687团一营部署在东河南镇以西公路两侧的高地上，负责切断敌人后路，阻援。另外两个营沿小寨村至蔡家峪公路东南侧部署，控制了蔡家峪隘口。

　　最先进入伏击地域的是日军辎重队。按车辆间距20米计算，车队行军长度为三千米，加上前面的步兵、后面的骑兵，以及道路泥泞，车队行进艰难等因素，日军辎重队的总行军长度可能有四千米左右。如果脑袋到达老爷庙，尾巴正好在小寨村附近。可是还没有等它全部进入峡沟内，上级还没下令，有人就等不及，抢先开了火。位于伏击地域尾端蔡家峪附近指挥的687团副团长田守尧看见日军辎重队全部通过了蔡家峪，大半个身子钻进了小寨村的峡沟里，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下令：开始攻击!

　　二营八连的阵地距离副团长田守尧的指挥所比较近，接到攻击命令后，连长王化堂率队跑到沟边，往沟下一看，只见大车队已经进入沟道的深处，还剩后边一小队跟车的日军骑兵在他们的射程之内。

　　王华堂大吼一声：“打!”

　　全连轻重火力一齐向敌人开火。

　　突如其来的袭击，把日军打得蒙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没死的紧滚慢爬的四处躲藏。

　　这时候，伏击地域最东边的二营打在了日军辎重队的屁股上，左侧的三营打在了腰上，日军辎重队的前半个身子进了小寨村以西的峡沟大约二公里，也就是峡沟的一半。

　　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的脑袋——新庄淳中佐的领队车刚从老爷庙驶入沟口，车队的尾部还在辛庄。新庄淳听见前面沟里响枪，赶紧停下来。

　　汽车队的日军停下车，并没有去占据制高点，而是用机枪对着两侧坡上一通扫射，显然认为可能是小股中国兵的袭扰行为，大日本皇军开上几枪，就可以把这些支那兵给赶走。

　　至此，从辛庄到蔡家峪，在十多公里长的公路上，115师向两支日军发起了全面攻击。在他们身后，115师指挥所的山头上， 343旅参谋长陈士榘竖起了军旗。

　　那不是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那是一面红旗——红一军团的军旗!

　　一瞬间的工夫，整个山沟都响起了炸豆般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裂声，公路南面山崖上的八路军，喊着震耳的杀声，向夹沟里的日军冲杀过来。位于伏击圈最东部的687团二营率先冲下沟道，与公路上的鬼子展开的白刃格斗。训练有素的日军随即逃离公路，利用在山坡边及修公路时挖土残留的坑坑洼洼里架起了机枪还击。日军拥挤在狭窄的夹沟里，火力无法发挥作用，走投无路，便拼死向夹沟南侧坡上冲击。敌人的企图早被三营预料到了，凡能上的地方都有伏兵，敌人往上冲，三营就往下打，如此三番五次，都被三营打下去了。敌人只得躲到夹沟凹处两侧藏起来，战斗暂时沉寂了一刻。很快在三营阵地的右前方，响起了激烈的机枪声。有一股敌人偷偷地爬上了一个小山头，在那里架起了一挻机枪，向八路军扫射。九连副连长郭春林发现这挺日军机枪后，立即命令二排长秦二楞带人干掉它。这时二排只剩十三个人了，大部分又都挂了彩了。但秦二楞毫不犹豫地带了十个战士扑了上去。他们从山坡上滚了下去，滚到敌机枪阵前，扔出一排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炸掉了，随即与敌人展开了短距离射击。

　　686团一营埋伏的位置在老爷庙附近东侧，这里的地形条件很好，日军汽车队的脑袋伸进了峡沟内。老爷庙方向战斗一打响， 一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突然遭到猛烈袭击的敌人乱作一团。一营在沟边上，日军在深沟内，深沟两侧都是陡坡，日军爬不上来，简直都成了活靶子，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685团的阵地位于老爷庙西侧沟口之外，他们的地形条件就没有那么好。战斗一打响，685团一营立即向公路发起冲击。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懵的日军，很快醒悟过来，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指挥他们的部下，一部分依托公路上的汽车进行阻击，一部分拼命冲向附近的制高点。就在685团在公路上与日军厮杀时，副团长陈正湘发现，两股日军正在向辛庄南侧的1363高地爬去。这两股日军不是后来从东泡池来增援的21联队第3大队，很可能就是留在庄沟、辛庄一带担负警戒任务的第91汽车中队的主力，包括其护卫小队。陈正湘意识到，如果该高地被日军占领，可以控制老爷庙、关沟地域，瞰射115师指挥所，就是686团西段阵地亦在其火力射程之内，于是立即命令二营副营长王丽水率领五连、六连和营机枪排往上冲，与日军争夺1363高地制高点。打到最后，五连只剩下三十几名战士，与六连协同作战，终于将鬼子杀退，守住了1363高地。

　　与此同时，在公路北端八路军和日军则在争夺老爷庙岭制高点。

　　战斗开始不久，林彪就把686团团长李天佑叫到师指挥所，指着对面的老爷庙岭高地。李天佑举起望远镜一望，看见鬼子正在往老爷庙高地爬。

　　林彪对李天佑说：“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把敌人切成几段，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了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李天佑跑回团指挥所，立即令右侧的三营冲下公路，攻占老爷庙。二营随后跟进。三营冲过了公路，直奔老爷庙。敌人见三营来了，就用机关枪扫个不停，沟里的日军也从后面涌上来。这时二营从侧面冲过来，挡住了涌上来的敌人。由于日军山上和山下火力的夹击，山坡又陡，三营部队的伤亡不断增大，邓克明、杨勇先后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部队作战。但是三营反复冲了几次都没有奏效。这时，一营三连绕到老爷庙岭北边一个更高的高地，居高临下发起突然冲击，打掉了日军的机枪。三营乘机发起冲击，终于拿下了老爷庙高地。

　　八路军占领了老爷庙高地后，战场形势立即改变，我军从公路两侧高地居高临下，打得山沟里的日军到处躲藏。看到这种情况，日军指挥官醒悟过来，赶紧指挥士兵争夺老爷庙制高点。日军连续发起冲锋，均被八路军击退。

　　就这样，686团三营堵住了日军辎重队的脑袋，687团二营从它的腰部横切下去，三营从它的尾部杀过来。后来，慢慢合围，从老爷庙高地直压下来，终于将这支日军汽车队全部歼灭了。

　　正当115师主力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与日军汽车队、辎重队激战时，日军第21联队第三大队赶来救援了。阻援部队与援敌激战，在老爷庙高地反复争夺。林彪的手里已经没有机动部队了，他派师情报科长苏静前往平型关口联络，要求晋绥军按原定计划向日军发起攻击。

　　苏静先后去了平型关口两次，晋军方面的回答都是“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

　　苏静回来如实向林彪汇报，林彪一句话都没说。但他没有畏缩，而是更加积极地调动兵力，力争取得更大的战果。

　　老爷庙高地争夺战取得胜利，八路军再次将日军赶回公路加以聚歼，战斗接近尾声。林彪把部队逐渐地调往关沟、辛庄方向，命令杨得志、李天佑向东泡池方向发展进攻。

　　八路军逐渐增大兵力向关沟突击，并以一部攻击辛庄，形成了抄击后路之态势。增援老爷庙的日军仓惶退向东泡池，八路军乘胜跟踪追击，一路掩杀过去，冲上日军的炮兵阵地，缴了一门九二步兵炮。

　　入夜，林彪下令115师部队撤出阵地。

　　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在驿马岭，打得也非常勇猛。独立团击退抢先占领驿马岭正在向腰站前进的日军，当八路军追击到驿马岭隘口时，日军阵地上的机枪一齐射出几条火蛇，冲在前面的一连长张德仁中弹牺牲，部队进攻受阻。

　　这时，杨成武接到林彪的电报：“敌三千多人遭我伏击，战斗进展顺利。你部须坚决阻击敌援，直至师主力战斗胜利”。

　　杨成武立刻命令司号员吹号。二连从右翼突击隘口。一营主力正面进攻、侧翼迂回，副营长袁升平和教导员张文松率领一部分部队，占领了南面比隘口更高的山头。那山头上还完整地保留着阎锡山部队半月前挖掘的堑壕，正好派上了用场。

　　战斗异常激烈，日军遭到三面袭击，搞不清楚八路军有多少部队，只好组织三面防御，与一营形成对峙的局面。但是，日军并没有放弃歼灭面前这股八路，向平型关增援的企图。惯于侧翼迂回偷袭的日军一面与一营对峙，一面悄悄地派出部分兵力，沿着山沟向腰站实施迂回，企图给面前这股八路军来一个前后夹击。

　　这一招，日军对国军几乎是屡战屡用，屡用屡灵。

　　这股日军悄悄地顺着山谷向腰站运动，眼看着就要绕到独立团的侧后了，没想到迎面机枪就扫了过来。原来，这时位于三山的二营，听到驿马岭这边枪声激烈，知道涞源日军出动了，主动前来支援，正好发现这股企图侧翼迂回偷袭的日军，于是抢先占领两侧高地，进行阻击。

　　双方对峙到下午四时，林彪给杨成武发来电报：“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1000多人。你团已胜利完成打援任务。”

　　独立团得讯，干部战士欣喜若狂。

　　这时候，杨成武手里还有三营五个连的预备队没有用上去呢!

　　杨成武立即命令，以一个连插到隘口东面，从敌人后路打上去，其他连队从正面发起进攻。由于独立团的这支预备队一直在养精蓄锐，而隘口上的日军已成疲惫之师，加上鬼子摸不清面对的是什么部队，打仗如此勇猛，也摸不清面对的部队有多少人，竟敢在重大伤亡之下一次又一次冲杀。他们只知道平型关方向的枪炮声稀落下来，说明被包围的日军快完蛋了，于是，更怕自己也陷入绝境。

　　日军背后枪声一响，山上便人影窜动，乱了阵脚。

　　杨成武趁势下令：“吹冲锋号，发起攻击!”

　　四面山头上，八路军齐吹冲锋号，战士们呐喊着扑向敌人的阵地。

　　杨成武从望远镜中清楚看到，鬼子在把喝空了的水壶、雨布、饭盒全扔掉了，残敌向右面聚集，集中火力冲上隘口，夺路逃向涞源城。

　　大路上、山野里、草棵中遗弃着各种姿态的敌尸三百多具，机枪、步枪、手榴弹、折断的刺刀、击穿的钢盔满山遍野到处都是。

　　独立团乘胜追击五十多里，一直追杀到涞源城下。

　　平型关战斗中115师共歼灭日军1300余人 。计有：第六兵站汽车队300余人，步兵第21联队的大小行李部队及高桥骑兵小队等共计400余人，腰站、东泡池击毙日军300余人，担任钳制、阻击任务的第115师独立团，截断涞源、灵丘之间的交通线，打退日军增援部队的多次冲击，歼敌 300 余人 。缴获了日军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外，九二步兵炮一门、七三、七五山炮弹2000余发、长短枪1000余支、机关枪20余挺，大衣数千件，此外还有部分马匹、弹药、粮草等军用物资。

　　1937年9月26日，115师参谋处发出告捷电：“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勉无前，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敌军被击毙者尸横山野。”国内外的通讯社、报纸、电台均以特大新闻争相传送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全国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集会游行、或派代表到八路军驻地及八路军各办事处表示祝贺。平型关战斗消灭日军1000多人，震动全国，意义深远。第一，抗战以来，中国军队英勇奋战，但没有获得很好的战绩。其时，南线的淞沪会战一直处在胶着状态，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和平汉、津浦路北段的大片土地迅速沦陷，阎锡山的晋军也是连续丧师失地。平型关战斗干净利索地消灭千余日军，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因此，国民党政府称：“此为华军在平绥线之空前胜利。”它给予在侵华以来横冲直闯的日军沉重的打击，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八路军的威信，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45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每天都有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大学。因当时国民党政府以陕北已经有了“抗日军政大学”为由不予核准，便改名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黄克功和女学友刘茜，同时转入陕北公学。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时，思想进步，是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她“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在党组织的护送下，冒险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到延安后，刘茜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在抗大，她生气勃勃，努力学习和工作，几次要求上前线，被校领导誉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的学员。

　　刘茜到抗大第十五队学习时，正好黄克功在第十五队任队长，遂与黄克功相识。两人经过短期接触，感情尚好，经常通信往来，慢慢地建立了恋爱关系。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于是，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

　　在公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向1600名陕公学员送礼，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大伙一听爽朗地笑了。

　　毛泽东问道：“你们这样的一千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毛泽东说：“你们说得都对，就是个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为什么喜欢共产党呢?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崇拜，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了，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第二，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紧接着他列举鲁艺、抗大、陕公等各个学校的作风之后，强调说，“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啪啪啪!”会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开学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六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就去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屡次劝说、批评无效后表示拒绝结婚。

　　黄克功很偏激，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其实根本没那么严重。当时延安年轻人多，多数尚未结婚，男女的比例是五比一。外来的青年都很崇拜长征干部，把他们看成传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刘茜是个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姑娘，黄克功则是个战功累累、身居高位的军人，开始接触彼此都有较强的吸引力。但时间长了，在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上，不同的观点、生活情趣、习惯爱好都呈现出来了，先是矛盾、纠葛和不协调，后来是乏味和苦恼，最后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刘茜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她渴望的爱情是浪漫的精神之恋。于工作和性格的原因，刘茜与其他男性有较多的接触，这使黄克功心怀妒意，以致无端猜疑，认为她“随处滥找爱人”。刘茜认为两人无法相处，提出分手，黄克功竟然开枪杀了刘茜。

　　这便是震惊红色延安的桃色事件——“黄克功杀人案”。

　　这天清早，延安陕北公学女生宿舍向校方报告，昨夜不到二十岁的女生刘茜一夜未归。校方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四处寻找，在延河岸边的一块大石头旁边找到了她的尸体。她身中两枪，已经死亡。

　　这个案子的侦破任务落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侦察员王飞肩上。

　　死人的地方就是陕北公学小东门外的沙滩上，延安的宝塔山下面。

　　王飞赶到事发地点，一看，是刘茜!身上应该是被打了两枪，因为周围都是沙子，子弹打不深，所以顺着这个子弹口把子弹头捡了回来。

　　王飞排查了一下，所有的疑点都指向黄克功，便转身回了抗大，去找黄克功，黄克功不在。

　　正当他焦急地徘徊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勤务兵，便问：“你们队长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回来的。”

　　“他有什么动作?”

　　“他回来以后就换了鞋，你看，这个鞋子就塞在这个炕洞子里面。”

　　“他的手枪能给我看一看吗?”

　　勤务兵递给王飞枪，一查手枪里果然少了两颗子弹，而且枪还没有擦。王飞又检查了黄克功的鞋子，发现是湿的，也就是说他头天晚上去了河边，再加上那把枪少了两颗子弹，基本可以确定是他。

　　王飞回到保安处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汇报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请示了上级之后，决定把黄克功逮捕。

　　黄克功被捕以后，没有被送到法院，而是把他关在延安西山路边上的一间破房子里——那个破房子连门都是坏的。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枪毙，这个事儿估计最高徒刑判个三年五年的。

　　王飞审问时，说：“你怎么开枪杀人呢?”

　　黄克功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她说的‘土匪’二字刺激了我，我才失去理智开了枪，要了她的命……我不是故意的……”

　　王飞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一个细节也不要隐瞒。”

　　黄克功说：“觉得她这几天不对劲儿，对我越来越冷淡……昨天晚上，我去陕北公学约她出来，去了才知道，不对的原因就是她以前的对象——山西的那个国民党连长……找到延安找来了，给她灌输了一些东西……昨天他们公学在演戏的时候，大概八点多钟，我找到她，约她到沙滩上散步。可谈不几句就吵起来了，她说：‘你们共产党就是一帮土匪!’我一听到这话就火了，我说：‘你要再说这样的话，我就打死你!’‘你敢?你们本来就是土匪嘛!’我掏出枪，本来是吓唬她，不知怎么就响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王飞说：“黄队长，我相信你说的，整个破案过程中也证明了，你没有侮辱她，也没有强奸她……”

　　黄克功出事后，许多人为他说情，甚至还有不少高级干部也帮他开脱，不就打死了一个反动女学生吗?因为死者刘茜原本就是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一个旅长的闺女。黄克功可是我们红军的功臣，处罚、降级、关禁闭都行，总不至于枪毙吧?现在是战争时期，前方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应该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

　　黄克功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很大震动，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是共产党的“桃色案件”，抢先发表。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必须偿命。”一些心地善良的老人们嘴里这样坚定地说，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

　　黄克功本人以及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分别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态度。

　　毛泽东主张依法办事，于1937年10月10日给雷经天回了一封信：

　　“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错，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的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红军与共产党，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国家危机，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庭，应给予安慰与抚恤。”

　　第二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的大院里召开公审大会，公审黄克功，来自各学校、部队和机关的万余人按指定地点静静地坐着。

　　延河水轻缓地流淌着……

　　陈绍冬是最后到会场的。他看见在不远的延河对岸，毛泽东和张闻天朝这里张望着，直到审判大会快要开始时，毛泽东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走开……

　　陕甘宁高等法院刑庭的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各就各位。宣布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

　　黄克功被带了上来。

　　当法官让他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

　　黄克功唯一申诉的就是一句话：“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声音不高，但整个会场却听得清清楚楚。

　　审判长特意问他：“你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

　　黄克功敞开衬衣，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他历数了许多战斗的地名。最后，他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审判长，请求让他讲述最后一个愿望。

　　审判长说：“你说。“

　　黄克功说：“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

　　审判长说：“这个恐怕不行!”

　　“……那就算了……”黄克功的声音越来越低，但那低沉的声音充满感染力。

　　人们沉浸在这一段真挚的话语里，默不作声。

　　休庭片刻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

　　执行的时候到了，黄克功就像往日出征一样，他拉了拉衬衣角，平静地将会场看了一眼，然后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举起一只胳膊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左边的那位法警下意识地拉下了他的胳膊。

　　“为什么不让喊口号?”黄克功低声地问了一句，向天空望了一眼，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一声枪响之后，黄克功猛然倒地。对于这个案件的处理，老百姓无不称颂，说共产党是坚持法制的，就连那些喜欢制造“桃色新闻”的反动报纸也不再说三道四了。

　　(持续更新中......)